“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为什么不能干我喜欢的事？”
今年10月，张雷在网上火了一把。围绕他的两个身份标签“博士后”和“交警”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出其不意的效果，直冲热搜。
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简称北京公安交管局）位于东城区的一处驻地，环球人物记者见到张雷。48岁的他头发白了大半，戴着一副无框眼镜，镜腿的地方还仔细装了防滑硅胶垫。学霸特有的严谨和矜持，被他一开口的热情打破：“来，我先带你们参观下。”
这是一处尚未完全启用的新驻地，全新的智能化会议室、实验室正在装修，张雷话语间充满迫不及待要在这里大干一场的劲头。
在一间挂着“张雷工作室”标牌的屋子外，记者停下脚步。
“工作室是新设的，”张雷笑着说，“小‘火’一把也有些好处，外界能更多了解交警这个职业，我们的发挥空间也更大了。”
2008年从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张雷成为北京公安交管局事故鉴定中心的一名交警。选择是对是错？张雷有一份答卷：从事交通事故现场勘查15年无一错漏，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7项、制定行业标准16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作为国务院调查组专家和公安部专家承担数十例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调查和认定工作。
他懂痕迹、懂法医、懂法律，紧急现场，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就一个字，轴”
2011年，在一次全国交管系统交流活动中，大家对张雷“博士后”的身份很感兴趣，讨论了一圈，只有当时的天津交管局局长正在攻读博士后，被认为将是继张雷之后，交管系统内的“第二个博士后”。
“说实话，跟人交往，我真不喜欢提博士后，这顶帽子一扣，就有距离感。”记者刚说到“博士后”几个字，张雷就不自觉皱眉，“当然，我理解媒体宣传，要有新鲜感和反差性嘛。”
张雷说，博士后出站，他选择去交管局，非议特别多：“为了户口？为了铁饭碗？还是在科研圈混不下去了？估计没有门子吧？”
张雷在清华做博士后时，就和交管局有了交集。
妻子孙涛至今记得，在清华博士公寓7号楼前的小广场，两人坐在法国梧桐树下，激烈讨论了好几次。“当时的博士后远没有现在这么多，选择余地很大。附近几栋楼的博士后家属们，都会互相打听出站后的去向。有人为了孩子教育选择高校，有人为了赚钱进了外企，还有为解决配偶工作问题去事业单位的。”
张雷和孙涛的儿子当时2岁。孙涛作为女人，首先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他能留在高校，幼儿园、附小、附中，起码孩子15岁之前的教育不需要太操心。”
“不止一个人劝，包括他的导师都觉得，他是做科研的好料子。”孙涛现在跟环球人物记者说起这事，依旧情绪复杂，“但没办法，我们家这位就是一个字，轴。”
说起来，张雷和交管工作缘分不浅。从吉林工业大学博士，到清华大学博士后，他的专业一直围绕汽车工程。2005年起的3年多时间里，他和导师一起作为专家，参与了北京公安交管局多起重大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责任认定工作。
谁知道，参加工作时，张雷就认准了交管局。
别人建议他去高校，他有顾虑。“我就算拿了个大课题，也获了大奖，研究成果可能就锁在柜子里，转化不了。”去外企，他也不太顺心。当时汽车工业大部分是合资，核心技术由国外公司控制。他觉得就算自己做出一些成绩和突破，人家不见得采纳，即使采纳了，知识产权可能也给了外国人。
张雷跟交管局接触比较多，了解到当时局里刚成立全国首个省级公安交通鉴定司法中心。“我更想做一些实事，哪怕这份工作看起来很小，可一旦有突破，可能推动整个行业进步。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张雷的父母心里打鼓，问他：“你上那么多学，跑那去行吗？”
“没问题，是我喜欢的，而且学的东西不会浪费，肯定能干出些成绩。”
张雷的父亲当年从军校毕业，响应号召远赴新疆。百万大裁军时，他主动提出转业，到石家庄一所大学任教。后来华北油田开发，他再次应召支援油田建设。在张雷心中，父亲就是一个“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人，肯定会支持儿子的选择。
说服妻子孙涛，张雷最终用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我出站都32岁了，如果60岁退休的话，能干多少年？为什么不能干我喜欢的事？”
博士后“根本不够用”
“落差，刚参加工作时多少会有些吧？”记者试探着问。
“你指什么落差呢？”张雷满脸认真。
“就是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
“不是用不上，是根本不够用。”
在张雷看来，交警，尤其是事故鉴定科交警，被误解太深。“比起（处理）刑事案，很多人觉得交通事故很low，很简单。其实刑事案往往有前因后果，可以推理，但交通案都是偶发的。且刑事案案发现场可以保留供反复侦查，交通事故不一样，你说北京五环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为了鉴定，封路一个月，可能吗？！”
交管局在有些人眼里“庙很小”，但做事故鉴定的门槛可不低。
张雷举例。比如，一辆货车正常行驶，旁边一辆人力三轮车突然斜插着撞了上来，人死了，什么原因？经过检查，三轮车的后轴断了。“到底是车轴先断了然后引发事故？还是先发生了事故然后导致车轴断裂？顺序不同直接导致事故责任完全不同。诶，这里就需要用到断裂力学的知识。”
再比如，一辆汽车出了事故，车里4人无一幸存，而且被全部甩出车外后以“叠罗汉”的形状倒地。“究竟谁是司机？需要通过血迹形态进行分析，就要用到流体力学知识。”
这些都是张雷经手的真实案例。
空气动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力学、汽车理论、汽车构造、可靠性理论……张雷的知识储备不仅全能派上用场，有时还捉襟见肘。法医相关的医学知识，道路交通法相关的法律知识，人、车、路、环境、管理，方方面面都要涉猎。
他甚至冒出过重回学校攻读法律专业的念头，奈何时间不允许，“只能在实践中通过案子恶补，哪不行，赶紧学”。
张雷和清华大学的专家们曾专门做过交通拥堵经济损失评估。有一起车祸，五环路上三条车道占了一条半，从早上7点案发，到下午6点才恢复通行。“造成多少社会经济损失，你知道吗？400万元啊！”数字摆在面前，人们才能理解“事故快清快处”的重要性。
为提高效率，张雷从测绘照相技术中获得灵感，带领团队研发设计了可以折叠、便于随身携带的标尺。
尺子放到路面痕迹附近，相机按角度拍完照片，借助他们开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系统”，就能自动生成痕迹数据和现场图。之前要1小时的复勘工作，借助这套系统，10分钟就搞定了。2011年，该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在另一起事故中，一辆英菲尼迪撞上前方等红灯的菲亚特轿车后，又撞上了公交车，伤亡惨重。撞车瞬间，英菲尼迪的车速并不慢，可它究竟有多快？张雷根据监控录像对车速进行鉴定，5个小时后得出鉴定结果：肇事车辆车速在110.6—121.7公里/小时，远超70公里的限速。
没有人知道，5个小时里，张雷还用另外两种方法佐证了结果，即车辆塑形变形法和轮胎印迹计算法。“算一遍很快，但是按照我的习惯，会至少重复做两至三遍，且要有佐证。”
在此案的基础上，张雷将鉴定方法进行固化，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并于2014年正式颁布实施，成为全国交通事故车速鉴定的主要方法。
就在这项“车速技术鉴定标准”颁布当年，张雷确诊肺癌。
“害怕他站到聚光灯下”
这一次得知丈夫突然“走红”，妻子孙涛第一反应是心里咯噔了一下，“那根弦突然绷紧了”。
张雷查出癌症后，就像一个工作狂突然踩了刹车，治病、休养，整个人节奏放缓了几年。“我有点害怕他站到聚光灯下，我太了解他了，为了对得起大家的关注，他又要把自己的发条拧得死死的。”孙涛说。
那几年的张雷，把一腔热血和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张雷的同事回忆：“雷哥经常在单位忙到半夜，最长一个多月都没有回过家，白天出现场、检验鉴定，晚上起草行业标准、申报科研课题，忙得脚不沾地。”
张雷有多拼，孙涛的感知度更高。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那些年，他们搬了大大小小6次家。有一次，张雷在单位连着加班几天，走的时候在原来的房子，回来时家已经搬走了。孙涛给他发了新家位置，他到了没钥匙，还得孙涛下楼帮他开楼门。
张雷39岁就得了癌症，孙涛心里一直内疚。“我作为妻子没有提醒他呀！该回家得回家，该睡觉得睡觉，该休息得休息，对吧？你不能工作狂到那种地步。但我那时一门心思觉得，他到交管局就是想干出些成绩的。我既然选择支持他去，他加班我就从没拦过。”
不仅是妻子孙涛，那几年，整个家都在“挺”张雷。
张雷的岳父岳母在北京帮忙带孩子。有一次，张雷连着3个星期没回家，老爷子着急了，发话：“孙涛，你带着孩子去单位看看张雷，省得他担心。”听到这话，孙涛哭笑不得，“不挑女婿的理，倒还帮他考虑”。
确诊之前，张雷不是没有感知，“有时会突然揪心地疼一下”。“当时那种工作状态，我自己也知道肯定会生病，但就觉得，过去这段就好了。”
2014年7月15日，孙涛一直记得那个日子。两人拿着CT报告，坐电梯上楼看医生。孙涛的腿一直抖，眼泪哗哗地往外流。张雷搀着她，“没事，不一定是呢”。可孙涛心里清楚，诊断结果上压根没写“疑似”，直接断定是恶性，“肿瘤挺大的，有3*4*5cm左右”。
好在癌细胞没有转移，手术切掉1/3的肺，加上化疗，张雷没有性命之忧。
张雷住院期间，孙涛每天从南五环下班后，开车回北五环家里拿上母亲做的饭，马不停蹄再去东五环的医院，陪床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继续去上班。
孙涛比张雷小6岁。当初为了不坐班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她放弃了毕业留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去大兴的一个中专当了老师。张雷选工作时的轴劲儿，就跟选老婆时一样。当初张雷的母亲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张雷硬是拧了一年多，“就认准了，谁也劝不了”。
“喜欢摄影？那就去做”
我们提出去张雷家里坐坐。他搭上记者的车，后排落座，麻利地系上安全带。“你知道北京每天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有多少起吗？多少人因为没系安全带丧命？看到过数字，你肯定不会再忘系安全带了。”
张雷的家在北五环的一个小区。他给记者展示刚上幼儿园大班的女儿的绘画作品，“这可不是照着画的，原创”。老父亲的小傲娇弥漫整个屋子。
张雷2014年确诊癌症时，妻子孙涛刚怀上二胎几个月，最后孩子没能保住。等张雷病好了，孙涛提出再要一个孩子，于是有了小女儿。
现在，张雷把所有的休息时间几乎都给了女儿。孙涛也明显看出了变化：“反正老大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参与。老大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门朝哪开，他估计都不知道，压根没去过。”
每年进入7月，张雷复查前后，家里氛围就变了。所有人把焦虑揣在心里，表面上云淡风轻。孙涛去拿结果，“真的，就像开奖一样”。“医生每次都让我转告他，好好生活，然后才是好好工作，但他还是容易弄反。”
单位领导照顾张雷，不是紧急案子，不会喊他加班。有一次，一个棘手的案子，他连续熬了几天几夜，孙涛坐不住了。“我琢磨了好几天，知道跟张雷说也没用，就联系了他们单位领导。话说得也很委婉：张雷刚化疗结束，还在吃中药调理，您看能不能稍微缓缓，这个案子多给一些期限。”
张雷知道了，回家冲着孙涛劈头盖脸一顿骂。“亏你还是党员，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也没有吧，怎么能直接干涉我的工作！”
想让张雷停下来有点难，因为生病耽误的工作，他都想补回来。
他们研发的尺子和“快处系统”亟待更新。尺子只能保证30米的区域，场景太大，就得分段拍照再拼接，但把尺寸加大，又不方便携带，“得想个办法”。操作系统麻烦也不小。“我病好回来后，一问，负责系统的软件公司经营不善，做不下去了。可全国好多地方还在问：电脑重装了，系统卡顿了，给升级一下吧……”
还有他正在参与的自动驾驶相关的交规制定，都是等不了的事。
张雷说，等手上的基础工作弄完了，团队建起来后，这些活都得重新张罗起来，“时间不够用，就一件一件来”。
张雷的儿子今年读高三，可遇到物理难题，却从来不请教他的博士后老爸，“别人家的爸爸都是教授呢”。这次张雷小火一把后，儿子也开始重新审视他这个交警爸爸。
父子俩促膝长谈了一次。张雷说：“你考哪个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给自己定位一下，到底想干什么。喜欢摄影？那就去做，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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