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如何发力？
扩张性政策必将落实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具体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次会议表述与此前基本一致，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相比货币政策，市场一直更多寄望财政发力。
其实，财政政策在2023年下半年已经有逐渐发力的趋势，中央政府宣布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推升2023年一般财政赤字率至3.8％。而关于2024年财政赤字的安排，被外界视为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加力”的重要指标。
罗志恒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调不变，2024年赤字率或有必要突破3％，赤字规模由中央占主导。2023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并提前下达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债额度，有助于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在2024年形成开门红，但需注意政策接续性，避免出现项目资金后继无力的局面。
蒋飞团队也认可了“中央加杠杆”的趋势，“实际上今年10月末增发一万亿国债、提高中央赤字并悉数转移给地方财政，财政加力提效、以中央加杠杆对冲地方降杠杆的取向逐渐清晰。我们认为国内财政一手抓‘地方政府化债’，一手抓‘中央加杠杆’或将是未来较长时间的财政政策主线。我们预计2024年狭义赤字率或将设定在3.5％甚至更高，打破3％的约束”。
乔宝云认为，相比于今年，明年财政政策的总体基调有所区别。“2022年年底，人们对疫情后经济自然恢复有较高预期，因此2023年财政政策发力的方向更多是被动地应对一些过去长期积累的问题，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2023年经济回升向好但面临不少挑战，明年财政政策需要更加主动，力度更大。”
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乔宝云认为，应该对财政政策进行全面梳理，财政政策发力依然面临不同的选择，比如是中央财政发力，还是地方财政发力；再比如是在供给端发力，还是在需求端发力，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精准地选择。
“如果中央财政发力，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会受到影响。如果地方财政发力，需要重新思考其效果。过去，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经济现状，但目前来看地方财政发力蕴含一些道德风险。”乔宝云说。
另一个重要选择便是财政政策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发力。乔宝云表示，过去财政政策更多集中于降税降费、基建支出等方面。但刚刚发布的11月CPI数据仍难言乐观，同比下降0.5％，面对需求不足的问题，可能需要思考如何利用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政策也需要适应经济体系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过去缺少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居民个人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一经建立可以让政策在特定时期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
需求不足仍在拖累当前经济恢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列在首位的便是“有效需求不足”。这让外界对于政策更多支撑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有着持续期待。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谈及延续至2024年的挑战时，首先便提到消费复苏可能会放缓。2023年疫情之后的消费表现亮眼，2024年消费增长将面临高基数问题，而且旅游等报复性消费反弹力度将减弱，房价下跌、股市低迷等也导致财富效应下降，消费需求将面临向下的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不同于去年“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表述，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促进”。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认为，后续应会更为强调投资和消费的转化，包括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如文旅基建、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等；投资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三大工程”应属此范畴；在扩投资、促消费中带动更多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实现正循环。
“旅游、餐饮等接触型服务业受到疫情影响最大，因此2023年的反弹比较明显，但是因为疫情造成的收入下降与收入预期的改变，整体消费反弹的力度没有达到预期，因此扩大需求的着力点当然是增加居民收入。当然根本方式是通过改善就业增加收入，但是在做到这点之前，减少家庭支出也可以增加实际收入。”张军说。
张军认为，2024年扩大内需的重心或许会转移到消费。但是这并不意味像美国一样发放现金，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补贴一些家庭支出压力比较大的项目，比如育儿、医疗、养老等方面。再比如从税收系统的角度来看，每个家庭纳税情况很清晰，可以针对特定人群减税。
与此前不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加强政策协调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并指出要处理好多重关系，“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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