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循环
15天前，吴力和黄中原参加“三千哥”王兆丰的葬礼，主播来了好几桌，还有人试图直播。
相比黄中原，王兆丰直播时更亢奋，在圈子里朋友很多。王兆丰经常在直播中喝醉，他把醉酒也当作表演的一部分。有次喝多了，他躺在洒满彩色纸片的地上打滚，摇晃着跳舞。粉丝在屏幕上高呼“666”“有两下子”。姐姐王丽打电话让他下播，他反而把她拉黑。
5月17日凌晨，在直播中喝下7瓶白酒和3瓶红牛后，他就一直趴在桌上，随后直播中断。他平时一个人在乡下的房子里直播，妻子带着孩子在县城上学。下午被村民发现时，他已经死亡。
吴力回忆，王兆丰性格大大咧咧，为人仗义，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他自称“互联网第一能喝”，为了显得夸张，他用比脸还大的巨型酒杯装酒，把头埋进去喝。但他的朋友和家人说，他真实的酒量只有半斤。
王兆丰生前直播的房间里，由于担心扰民，窗户被全部封死。墙上贴满了A4纸，上面写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灭你只在挥手间！”
他初中毕业就进社会闯荡，卖过水饺、做过猪脚饭，后来做生意赔了钱，2020年为了还债做直播，有不少“大哥”“大姐”（财力雄厚的打赏粉丝——记者注）给他打赏。
今年年初，王兆丰终于在老家买了套房子。王丽劝弟弟转行开个小店，“总归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但王兆丰已经离不开直播。他过年吃饭时也拿着手机，“走到哪播到哪”。
王兆丰去世后，家人从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沓电话卡。每次被平台封号后，他就用这些新号码注册小号继续播。
去年9月，王兆丰因直播中饮酒过量住进了ICU，诊断结果包括急性酒精中毒、急性胃黏膜病变、肝损害等，直到出事前，他还在喝中药。
去年出院后没多久，他又开始在直播中灌白酒。他觉得自己进ICU是因为喝了假酒。一名粉丝回忆，王兆丰曾在直播中说，“做主播光宗耀祖”。
网上流传着王兆丰生前最后一场直播的截图，他趴在桌上，弹幕里有人开玩笑，“直播睡觉月入百万”。
王兆丰的葬礼上，王丽记得黄中原一直“愣愣的”，盯着王兆丰的照片不说话。她用手指着黄中原，流着泪说：“尤其是你，千万不要再喝了。”
王丽也看过黄中原的直播。她知道黄中原和弟弟一样喝酒“实诚”，从不兑水，甚至总是压着不吐。
“他都点头了。他都答应我了。”王丽对记者说。
15天后，王丽得知黄中原去世的消息。“听到这个，我真的挺生气，好恨他们。”她的声音微微颤抖。
半年前，江苏盐城患肺结核的主播“耀子”去世，也和直播中长期饮酒有关。那时王兆丰也参加了他的葬礼。
没人知道第一个因直播而死的主播是谁。
2017年11月，高空极限运动第一人、在花椒直播等平台上进行高空表演的“网红”吴永宁，在湖南长沙华远国际中心攀爬时坠楼。
2020年6月，沈阳一名“大胃王吃播”王先生在准备直播时突然出现身体发麻、头晕目眩等症状，在医院连续抢救7天后去世。
2021年3月，吃播网红“泡泡龙”离世，生前体重已达320斤。
2021年10月，网红“罗小猫猫子”在直播中喝“敌草快”自杀，经抢救无效去世。直播间有网友起哄让她“喝下去”。
今年5月27日，312斤的网红“翠花”在减肥训练营离世。除了白天训练，她还会在晚间直播，当着粉丝的面加练。
某直播平台财报显示，2023年该平台第二季度收入277.44亿，平均日活跃人数达3.76亿，再创历史新高。线上营销服务和直播是主要营收来源，分别占52%和36%。
在巨大的收益面前，一些主播和流量赛跑，直到死亡。
吴力用头磕烂的红牛，保存在冰箱里。焦晶娴/摄
奇观的诞生
这些为流量越来越拼命的主播，让观众的兴奋阈值不断提高。
“那些才艺，什么唱歌、跳舞软绵绵的，没意思”，54岁的杂货店店主李秀莲对记者说。她喜欢“狠PK”那股子热闹劲，主播声嘶力竭地拉票，“屏幕上的字唰唰唰往上飞”。她平时看店无聊，就会点进直播间。
主播也会用话术刺激观众，“有没有家人救救我”“大家守一下塔”。
李秀莲喜欢一位30岁出头、长相帅气的男主播，每次听着对面主播骂得难听，自己支持的主播不断求救，“恨不得我上去帮他拉票”。她很清楚主播和现实中的朋友不一样，“网上有什么真朋友？但被气氛带进去，管他真朋友假朋友，有钱就支持他”。
看到对面主播输了做惩罚，李秀莲从不会心软。有次李秀莲支持的主播赢了一个女主播，惩罚是喝6瓶水，然后把自己绑在树上，两小时不能动。最后那个女主播尿了裤子。
李秀莲心中闪过一丝内疚。她知道那个女主播是单亲妈妈，当时“也有一点心疼的感觉”。但她马上被满屏的“大姐威武”字幕，转移了注意力，“被那个气氛一带，啥都忘了”。
接受记者采访的“狠PK”观众中，有人说自己刷礼物就像是“买张动物园门票”，有人把看惩罚当作“压轴节目”。
他们表示，PK过程中最刺激的环节，是“大哥”“大姐”出手时。巨大的特效占满大半个屏幕，弹幕清一色的“感谢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威武”，将直播间的气氛烘托到顶峰。所有人共享“碾压”和“反转”带来的快感。
出手越阔绰的“大哥”“大姐”，平台显示的等级数字越高。砸钱是最快速升级的方法，一开始升级不难，从1级到10级只用20多元。从40级到50级，所需金额已经达到了100多万元。升到60级的人屈指可数，因为需要消费2000万元。他们被称为“神豪”。
李秀莲虽然不怎么刷礼物，但几乎每天都看那位主播。花了两年，主播把她拉入粉丝“家人群”，她觉得“倍儿有面子”。
群里的粉丝都把“守护主播”当作共同使命，有人说自己月底才发工资，拜托别人“好好守护”。有人开养殖场，说“等我这批猪出了，我来坚守”。为了表达感谢，主播会给群里的粉丝寄些小礼物，比如家乡的农产品。
有时刷礼物也是种发泄。一位26岁的年轻“大姐”，半年内刷了120万元。她的家境很好，不愿透露自己的工作，她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工作强度不高，一般都是白天戴着耳机听直播，晚上陪家人。
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看某个主播“长得不顺眼”“嘴这么贱”，就会故意给这个主播的对手上票，为了看他输了做惩罚。有次直播惩罚是1000票吃一个鸡蛋，她讨厌其中一个主播，就给对面主播上了10万票。
“没有PK我肯定不会上票”，她承认，“你一旦看了，那种氛围就像吸毒一样，会上瘾的。”她觉得看直播就像购物，“有些人不上票只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而不是因为理智”。
吴力直播的房间。焦晶娴/摄
赌徒的命运
吴力很感谢那些“大哥”“大姐”。他们决定了自己在“赌局”里的命运。
每次直播的PK倒计时开始，屏幕一分为二，主播的票数被量化成一道光条，主播也叫它“血条”。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吴力嘶吼着拉票，劣质话筒“滋啦滋啦”直响。
当PK结束，自己的票数超过对手，“冠军”二字跃上屏幕，吴力会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喊“谢谢大哥！兄弟们把解气打在公屏上！”鞠躬时，头快要低到地上。
每次PK他输了，做完惩罚，有人佩服，“你也是个狠人，关注你了”。有人讥笑，“哈哈，炸熟了”。有人对惩罚不满意，“不够狠，再加20个”。
渐渐地，吴力认为“狠”才能帮他赢得尊重。“我的心理就像那些挑战冰山的，徒步的。我挑战的东西，没人能完成。我完成了，就有一种成就感。”
粉丝的回应让他更加确信这点。有个经常刷礼物的“大哥”，自称是某集团老板，私信夸吴力，“感觉你跟我年轻时一样，打拼的时候有一股韧劲儿，输了也不服输”。
如果不笑，吴力看起来很不好惹。他头顶有块拇指大的地方，刚长出嫩肉，他用那里砸碎过啤酒瓶、磕烂过红牛罐。肚子上形状不规则的疤是鞭炮炸的。手臂上有密密麻麻隆起的、烟头烫的疤痕。
他嚼过玻璃碴，含过鞭炮，刀片划过舌头，这让他失去过半个月的味觉。去年6月，因为把鞭炮夹在耳朵上面，他感觉耳朵里疼了两天，去医院被诊断为耳膜穿孔。
他住在国道边的一个修车行楼上，货车的轰鸣和修车的噪音是他直播最好的掩护。
从黄中原葬礼上回来，二女儿的班主任发来信息，催他交4900元的学费。他一个人拉扯3个女儿，每月要还1万多元的网贷。即使是大年三十、女儿们的生日，吴力也没停播过。两个朋友因直播离世后，每天晚上8点，吴力还是准时开播。
3人最后一次聚会是今年2月，吴力和王兆丰去找黄中原玩。三门峡的高阳山上，风还带着寒意。吴力看着远远被落下的两个朋友。他们气喘吁吁。“身体都×××喝废了”，吴力开他们的玩笑。
在山顶，他们拍了张合照。照片里，黄中原站在中间搂着他们，吴力和王兆丰在旁边竖起大拇指。
王兆丰和黄中原相继离世后，3人的合照广为流传。主播群里有人发语音“@”吴力，“（你）能不能死？新闻还没过呢”。直播间里也有粉丝提醒他，“就你还活着，你要注意了”。
吴力经常提到“几率”，他现在不接喝酒的惩罚，不玩“点单”（粉丝直接出钱指定主播做任务，任务的难度和礼物的价值挂钩——记者注），他觉得这样出事的“几率”会小很多。他现在玩的惩罚都是外伤，“外伤顶多是流血，去医院包扎一下就行”，他这样说服了自己。
他用身体，赌一次“天时地利人和”——正好定的惩罚足够刺激，正好“大哥”“大姐”来了，正好自己的表现让“大哥”“大姐”开心。钱就到手了。
王兆丰入行是因为做生意赔钱，黄中原读大专的时候就欠着网贷，吴力是因为网赌欠了70多万元。
直播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想再赌一把。吴力告诉记者，“感觉就像是，即使我只是初中毕业，我在这里也能赚到第一桶金”。
2016年作为“直播元年”，中国大陆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企业超过200家。据某家平台官方数据，2018年，中国有超过1600万人从这家平台获得收入。
相比才艺和搞笑主播，“狠PK”入行门槛很低，只需要有一部手机和一具能忍受疼痛的身体。他们管自己叫“互联网上要饭的”。
《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95.2%的人月收入为5000元以下，仅0.4%的主播月收入10万元以上。
为了研究短视频/直播主播的线上劳动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吕鹏从2015年起关注“草根”主播，和其中的70多位进行过访谈。
他发现，平台背后的隐形机制会让新主播不断尝到甜头，但绝大多数“草根”主播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由于缺乏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无法持续生产优质的内容。他访谈的部分“草根”主播，直播生命周期只有几个月。
视觉中国供图
从云端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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