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吃’在我们这边是要饭的意思，可想而知她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她特别伟大。”周永刚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讲述时，眼圈有些泛红。
2009年12月5日，周永刚在7795天后重获自由。周永文和邵宗林来接他时，几个人激动地抱在一起。
遗憾的是，周国瑞已于数月前离世，常年奔波让这位老人最终缠绵病榻。周永文记得，周永刚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父亲的坟前，“哭了半个小时，一直在说自己冤枉”。2017年，周永刚76岁的母亲也离世了。
另一位老人也没能陪他走完申诉的全程。2010年年底，桃格图因病逝世，去世前还在惦念这个案子。“我回来以后也去找过他，那会儿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一见到我，一谈起这个案子就特激动，他的老伴就不太愿意让我见他。”周永刚十分感念这位老法律人。
“撤销原判决，周永刚无罪”
在桃格图的努力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曾将周永刚案的有关材料，转内蒙古高院办理。内蒙古检察院也曾就本案向内蒙古高院提出再审的检察建议书，但内蒙古高院未予再审。
2018年，周永刚辗转找到已在北京执业的律师孙阔，希望他能为自己代理。孙阔意识到，这正是桃格图牵挂的那起案子，“我作为他的晚辈，有责任把这个担子接过来”。几年间，他反复往来北京、呼和浩特、赤峰三地，自己承担了几万元的交通、食宿费用，还为周永刚免除了律师费。
经过细致的走访调查，孙阔形成了12点申诉意见。他指出，周永刚并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有证人证实，当晚21时20分曾在距离案发现场较远的地方见到周永刚，根据警方的侦查实验结果，周永刚从此处回家加上作案的时间，至少需要49分钟。而周永刚21时50分就已经回到家中，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和条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获得的案件材料显示，一名共同在押人员写下书面证明，曾在周永刚被审讯期间，看到他身上有伤。时任巴林右旗公安局看守所所长的徐林也证实，入监时他发现周永刚“手脚全部都肿着”。“说他是杀人犯没交代清楚，让我给他做工作。”徐林在书面证明中写道，“他说冤枉，‘不承认就给我上刑，我受不住’”。
桃格图曾回忆案件程序上的不寻常之处：1989年赤峰检察院办案人员曾和中院刑事庭探讨该案，研究一致认为，“此案无可靠证据，不宜定案起诉”。而案件移送赤峰中院起诉时，中院审委会约10名委员曾开会研究，一致认为：“此案如证据充分，对被告就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毫无宽容余地。就现实材料应退回重新侦查，一定要起诉即宣告无罪释放。”
针对一些部门“如宣告无罪怕放纵犯罪，如判死刑又恐杀错，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可否判死缓”的意见，桃格图坚持“如起诉即宣告无罪”，“(如证据充足)，一定要下判，即判死刑立即执行”。
直到1991年6月桃格图离休，该案一审一直没能判决，这位老院长始终坚持：“就此案现实材料我在职期间不能下判，我离职后，杀和不杀或判不判我无权干涉。”
“这个案子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被羁押在看守所、等待判决的数年，是周永刚内心最受煎熬的时间。“看守所铁门一响，哪怕是半夜，我就一哆嗦，心脏落下了毛病。”
他把看守所的扫帚枝折下来，磨尖了扎破手指，写下一封血书托人带给家人，请他们为自己伸冤。
令他欣慰的是，家人始终支持他，包括他的岳父，也是被害人叔父的邵宗林。为此，老人和两位堂兄弟几乎断绝来往。
“从小看着他(周永刚)长大的。”邵宗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女儿邵玉梅和周永刚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他看小伙子勤快能干，同意了两人的婚事。案发时这对年轻的爱人刚完婚5个月，正如胶似漆，周永刚此时去强奸杀害妻子的堂姐妹，于常理不合。
不离婚、不堕胎、坚持申诉——怀孕4个多月的邵玉梅这样选择。她对家人解释，当天周永刚回家后，两人曾有过亲密接触，如果丈夫刚刚实施强奸、杀人，她不可能看不出来。
两个亲家翁周国瑞和邵宗林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在周永刚兄长周永文的记忆里，父亲小学毕业，做过几年生产大队长，为了给各级政法机关写申诉材料，他买来十几本法律书籍开始自学，“有大部头也有小册子，摞在地上高度快到腰了”。
那时，从被害人遗体提取的精斑经过鉴定和周永刚血型一致，这是指控周永刚仅有的物证之一。周国瑞听说，已经有一种更为先进的名为DNA检测的手段，能够锁定到个人，就向办案机关提出要做。
“那时警方告诉他，这是个新技术，一次要1万多元，我父亲咬咬牙说，这个钱我们家出。”周永刚回忆，然而他没能等来鉴定。周国瑞被告知，可供检测的物证“不见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获取的一份办案人员关于该案提取检材的说明显示，被害人尸体上提取的精斑和现场遗留的铁锨以及周永刚的衣物等物证，在送检回来后寄放在法医室，用袋子包装存放。到了出具说明的1990年4月，袋子里只有嫌疑人衣物和纱布提取的周永刚唾液，“其他检材不见，从现存的检材中也未查找出来”。后续的鉴定只能搁置。
桃格图离休一年后，赤峰中院于1992年12月作出判决，周永刚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周永刚不服，提起上诉。
孙阔记得，桃格图后来曾和他讨论，这份全文仅600余字的判决书，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堪称简短，其中并未列出断案的相关证据，只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为周永刚“手段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严惩”，然而判决结果却是死缓，“并不严，显然是为了留一个余地”，孙阔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1993年7月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周永刚被投入监狱改造，心里反而踏实了。服刑期间，他把干活之外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法律知识，写申诉材料。“我就抱着一个信念，我没杀人，我要健健康康的，这个案子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2009年出狱时，这个身高1.73米的壮汉还保持了150多斤的体重。
出狱后，他跪在父亲坟前哭，说自己冤枉
周永刚至今记得，1994年在监狱与桃格图会面。“我的案子有救了，这么一位清官来帮我伸冤。”他回忆，能感受到这位老人身上的正义感，“无亲无故的，就来帮我申诉”。
在邵宗林的记忆中，蒙古族的桃格图身材不高，有些瘦小，衣着朴素，但神情透着威严。当桃格图找来，表示愿意免费代理申诉时，给了一家人极大的希望。那时，他们几乎都在为周永刚的案子奔波，周国瑞和邵宗林常常背上一袋馒头，就去赤峰、呼和浩特、北京的各个部门递材料，有时一走就是几个月。邵玉梅在家一边放羊，一边照顾年幼的女儿。
这家人的邻居记得，周国瑞春天薅完羊毛，出去几个月；秋天回来卖羊，有一点收入就接着出门。
时间久了，旅途花费拖垮了这个家，周国瑞不得不变卖家产。周家有一只红色铁盒，保存着各种票据，粗略估计有几十万元。其中，209张火车票、337张汽车票记录着那段艰辛的申诉历程，从手撕票到机打票，可以看出30多年的变迁。
其间，邵玉梅也会带女儿探望服刑的周永刚，囿于经济条件，一年也就两三次。出狱后，周永刚曾看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为妻子开的几张函件，让他的眼泪掉个不停。检察官在函件中说，邵玉梅“家中无经济来源，无路费，靠乡亲帮助”，在呼和浩特申诉期间以“讨吃”为生，无钱买票返家，“望列车长同志能予照顾其顺利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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