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警方告诉他，这是个新技术，一次要1万多元，我父亲咬咬牙说，这个钱我们家出。”周永刚回忆，然而他没能等来鉴定。周国瑞被告知，可供检测的物证“不见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获取的一份办案人员关于该案提取检材的说明显示，被害人尸体上提取的精斑和现场遗留的铁锨以及周永刚的衣物等物证，在送检回来后寄放在法医室，用袋子包装存放。到了出具说明的1990年4月，袋子里只有嫌疑人衣物和纱布提取的周永刚唾液，“其他检材不见，从现存的检材中也未查找出来”。后续的鉴定只能搁置。
桃格图离休一年后，赤峰中院于1992年12月作出判决，周永刚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周永刚不服，提起上诉。
孙阔记得，桃格图后来曾和他讨论，这份全文仅600余字的判决书，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堪称简短，其中并未列出断案的相关证据，只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为周永刚“手段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严惩”，然而判决结果却是死缓，“并不严，显然是为了留一个余地”，孙阔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1993年7月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周永刚被投入监狱改造，心里反而踏实了。服刑期间，他把干活之外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法律知识，写申诉材料。“我就抱着一个信念，我没杀人，我要健健康康的，这个案子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2009年出狱时，这个身高1.73米的壮汉还保持了150多斤的体重。
出狱后，他跪在父亲坟前哭，说自己冤枉
周永刚至今记得，1994年在监狱与桃格图会面。“我的案子有救了，这么一位清官来帮我伸冤。”他回忆，能感受到这位老人身上的正义感，“无亲无故的，就来帮我申诉”。
他很快发现，针对自己的调查转向杀人案方向。案件材料显示，他被收容审查的主要问题是“强奸杀人嫌疑、走私文物”，有何证据一栏则填写“有作案时间，有作案条件”。
当时，周永刚的岳父邵宗林曾听一名办案民警说：“你女婿嫌疑最大，那么多人找了那么长时间，都没先找到，唯独他先发现了，他这个嫌疑排除不了。”
警方的讯问笔录显示，周永刚很快承认其强奸杀人的“事实”，称他在回家路上看到草原上有两名姑娘，有了“奸淫之念”，随即拦截，提出奸淫的要求，遭到二人怒骂和拒绝。他先后用手和邵佳携带的铁锨将二人打倒在地，实施强奸后，用铁锨将二人砍倒，并在二人头部两侧培了土，确认她们死亡后，骑上自行车逃离现场。
“就此案现实材料我在职期间不能下判”
“老院长，您的‘生死簿’上有没有冤案？”“还真有，周永刚的案子。”
孙阔回忆，1997年，自己刚成为实习律师时，曾与律所前辈桃格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当时，桃格图已从赤峰中院院长的任上离休，选择当一名律师。孙阔没想到，此后会加入周永刚案的“接力”，为他申诉并推动案件最终平反。
准确地说，该案并不是桃格图下的判决。
这位院长从基层法院书记员岗位成长起来，曾坚持每一份判决书都亲自审阅签批。在同事的回忆里，桃格图的签发稿笔迹工整、措辞严谨。人们还记得的一个场景是，酷暑中，桃格图头顶着一块湿毛巾，认真审核判决书。
在任期间，他常说：“法院的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这句话曾影响了一代赤峰中院人。该院一名“全国优秀法官”曾表示：“桃院长的这句话让我铭记终生，时时警醒我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面对周永刚案，桃格图慎之又慎。在他看来，“周永刚在刑讯逼供下，时供时推，矛盾百出”。
事实上，该案在移送至赤峰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周永刚时，就曾被拦下。1988年11月15日，赤峰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巴林右旗公安局补充侦查，并给出包含14个问题的退补提纲，其中包括被害人的具体死亡时间、周永刚的作案时间等关键问题。
当时，面对检察官的提审，周永刚翻供了，“不是我干的”。他表示，自己遭受刑讯逼供，不仅受到殴打，还不让睡觉，“被整得受不了了”。
那些有罪供述，用周永刚的话说，是“我和办案民警共同的作品”。因为到过案发现场，所以他能描述一些现场情况，但细节说不上来，这时就会“挨整”。“反映在周永刚的供述中，那些有罪供述和现场勘查笔录不完全一致，在铁锹头朝向、被害人尸体方位等关键的细节上甚至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孙阔介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获得的案件材料显示，一名共同在押人员写下书面证明，曾在周永刚被审讯期间，看到他身上有伤。时任巴林右旗公安局看守所所长的徐林也证实，入监时他发现周永刚“手脚全部都肿着”。“说他是杀人犯没交代清楚，让我给他做工作。”徐林在书面证明中写道，“他说冤枉，‘不承认就给我上刑，我受不住’”。
桃格图曾回忆案件程序上的不寻常之处：1989年赤峰检察院办案人员曾和中院刑事庭探讨该案，研究一致认为，“此案无可靠证据，不宜定案起诉”。而案件移送赤峰中院起诉时，中院审委会约10名委员曾开会研究，一致认为：“此案如证据充分，对被告就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毫无宽容余地。就现实材料应退回重新侦查，一定要起诉即宣告无罪释放。”
针对一些部门“如宣告无罪怕放纵犯罪，如判死刑又恐杀错，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可否判死缓”的意见，桃格图坚持“如起诉即宣告无罪”，“（如证据充足），一定要下判，即判死刑立即执行”。
直到1991年6月桃格图离休，该案一审一直没能判决，这位老院长始终坚持：“就此案现实材料我在职期间不能下判，我离职后，杀和不杀或判不判我无权干涉。”
“这个案子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被羁押在看守所、等待判决的数年，是周永刚内心最受煎熬的时间。“看守所铁门一响，哪怕是半夜，我就一哆嗦，心脏落下了毛病。”
他把看守所的扫帚枝折下来，磨尖了扎破手指，写下一封血书托人带给家人，请他们为自己伸冤。
令他欣慰的是，家人始终支持他，包括他的岳父，也是被害人叔父的邵宗林。为此，老人和两位堂兄弟几乎断绝来往。
“从小看着他（周永刚）长大的。”邵宗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女儿邵玉梅和周永刚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他看小伙子勤快能干，同意了两人的婚事。案发时这对年轻的爱人刚完婚5个月，正如胶似漆，周永刚此时去强奸杀害妻子的堂姐妹，于常理不合。
不离婚、不堕胎、坚持申诉——怀孕4个多月的邵玉梅这样选择。她对家人解释，当天周永刚回家后，两人曾有过亲密接触，如果丈夫刚刚实施强奸、杀人，她不可能看不出来。
两个亲家翁周国瑞和邵宗林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在周永刚兄长周永文的记忆里，父亲小学毕业，做过几年生产大队长，为了给各级政法机关写申诉材料，他买来十几本法律书籍开始自学，“有大部头也有小册子，摞在地上高度快到腰了”。
那时，从被害人遗体提取的精斑经过鉴定和周永刚血型一致，这是指控周永刚仅有的物证之一。周国瑞听说，已经有一种更为先进的名为DNA检测的手段，能够锁定到个人，就向办案机关提出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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