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现收现付的意思是国家收上来的费用，马上就支出去了，这是第一支柱里最流行的模式，现在主流国家、发达国家都是采取现收现付制度。中国采取的是部分积累制，有个人账户，但实际个人账户是空账。所以，总体来看，融资模式还是现收现付。这个制度本质上与发达国家的现收现付模式差不多，对所有国家形成的威胁也都一样。老龄化导致缴费人数越来越少，而领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多，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高，退休人员寿命预期越来越长。而那些经济水平不太高的国家，例如非洲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劳动力依然年轻，也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越是发达国家越不生孩子、越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规律。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这种挑战比发达国家还要严峻，因为我们是“未富先老”。刚才说的一些应对举措，发达国家普遍在使用，比如降低替代率，提高缴费率，提高或者延长退休年龄，有的国家都已经是67岁退休，还是不行，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行不行。目前中国退休年龄是最年轻的，男女平均退休年龄是55岁，比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早12年。本来中国最应该先调整这个参数，可调整起来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可操作空间能有多大？在就业压力大、经济下滑压力大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可操作空间事实上是越来越小。另外一个约束是延迟退休受一定的生理极限限制，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为什么要讨论？因为也面临着生理极限问题，现在最高的退休年龄是67岁，还没有哪个国家是70岁退休。这个退休的生理极限对中国55岁的退休年龄来讲，差距还是比较大。
在发达国家当中，很多已经实施67岁退休，但仍面临较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新模式已经在四五个国家实施了，并且效果不错，就是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所谓部分积累制，就是待遇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最初诞生于1990年的美国，试行到现在效果不错。加拿大觉得这个模式很好，也在1997年按照这个方向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比美国还激进，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作。美国还是保持传统的国债投资模式，加拿大则是激进的市场化模式，资产实行全球配置，并且加入了另类投资，所以收益率目前来看非常不错，加拿大的实践又推动了日本、韩国采取这个模式。我认为这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最好模式，这个模式本质是借助资本红利，填补了已经消失的人口红利。现收现付模式依赖的就是人口红利，但如果青年人占比少，老年人占比多，人口红利没了，这个模式就没戏了。非洲国家目前就没这个问题，以前3个人养1个，现在4个人养1个，生的孩子越多越好。对于发达经济体，同时又是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传统模式就不行了，所以新模式引发了很多关注。
这个模式对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建立的资产型制度替代负债型制度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个外部条件就是生物回报率越来越低了，生物收益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和，这个条件越来越具备了。以前出生率高，现在出生率低了，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低了，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更低了，就使生物收益率越来越低。生物收益率降低后，就是建立资产型制度的好时机，资产的回报率、潜在回报率与生物收益率就会非常接近，一致起来，甚至高于生物回报率的时候，建立资产型的制度就优于以前的负债型制度，发挥资本红利的优势，就要比以前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更明显。过去不具备发挥资本红利的条件，因为工资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也一直很高，这时如果想建成资产型的制度，回报率受约束，如果不能达到甚至超越生物收益率，这个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投资者没有积极性，即使建立起来了，最终也会退回去，或形同虚设。现在，中国的时机逐渐到来。第二，决策层抓住了最好的历史性机遇，在2019年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提出了五大措施。第一大措施就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这主要是指金融形态的财富，而不是楼房或吃穿用等其他物理形态的财富，因为物理性财富的没法长期储存，更不能进行代际间的储存转换。所以，中央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夯实社会财富储备，这种政策上的支持、导向，也是一种红利，可以转换成刚才说的制度红利，就是从人口红利型制度向资本红利型制度转变，从负债型制度向资产型制度转变。这几个转变在2019年出台的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南，并且还设定了量化的目标：2022年完成制度搭建，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我领衔的一个课题，课题的名称是《2035年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与现实路径研究》。这几年我们要集中精力完成这个课题，这个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2、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很多资产都有不错的回报率，现在正在进入中低速时代，投资的回报率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高，很多项目可能不一定赚钱，以后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面临哪些问题？
郑秉文：社会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的投资主要在证券市场，当然证券市场的基础资产和根本在一级市场，在经济发展的宏观面和基础面。但就二级证券市场来讲，首先市场应该要好起来，这两年确实不太好，有国际大背景因素，也有中国自身的因素。
最高领导层已经看到这个问题，觉得确实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面临着威胁。所以，2023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来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下半年又三番五次提出这个问题，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养老金融的概念，都是针对如何提高投资回报率。我们要做资产型的制度，资产的规模越大，回报率如果越不好，福利损失就越大；要是资产规模越小，福利损失越小，要是没有资产，就没有损失，这是二者的悖论。
所以，一方面要做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养老储备，同时还要做好资本市场这个基础性制度，让资本市场在经济上能够成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在养老金制度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撑制度和投资场所。否则，第三支柱就要由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性制度，变成有名无实的怠惰制度。如果资本市场不活跃，整天下跌，大家就会不交钱，交钱投资都是亏的，最终就有可能会放弃这个制度。2023年半年时间个人养老金就有4000万人参加，全年数据估计起码再增加一两千万是没问题的。而且这只是36个试点城市，要是全国都铺开了，一年估计得有八九千万。这么多人参加进来之后发现投资亏损，就会消极面对，这个制度就会处于怠惰的很低效状态。所以，要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激活，首先得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要唤醒这些人参加，唤醒参加的人去交钱，但如果资本市场不好，就难以唤醒，没有积极性。
3、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叠加，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2027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中国将从“抚幼”社会演变为“赡老”社会，老龄化将使整个社会的养老、医疗、照料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大幅增长，会对养老保障体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郑秉文：中国目前养老基金的储存余额仅占GDP的12%-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60%）。还是那句话，老龄化、空巢化最大的威胁是这个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所谓的财务可持续性，就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说，这个制度经过精算后，能够支撑多少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测算和预测。
如果进行预测的话，数据肯定差于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养老基金储备水平很高，退休年龄很高，而我们正相反，人家是“两高”，我们是“两低”，怎么比较？想提高又很难，提高退休年龄这事已经提了很多年，我们比国际上低12岁，不可能一次性到位。但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立竿见影，可减少当期年龄组的退休人口，同时还可增加这个年龄组的缴费人口，一增一减效果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养老财富储备不够高，这个也很难提高，因为它跟资本市场紧密相连。个人养老金落地一年的情况，告诉我们，不活跃的资本市场对它是有反作用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本身设计得很好，但还得有配套性制度，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的配套性制度。第“一高”延迟退休，需要全社会的气氛营造，还有国际大气候，2022年因为法国提高退休年龄失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国内也面临这个环境，比如资本市场的情况不理想，个人养老金只是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面对的大环境压力这么大，不利于制度落地，就会遭遇怠惰性。如何应对这种怠惰性，第一高、第二高都面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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