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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璟璟
日常生活中，好友之间通过微信发红包或者转账的情况十分常见。然而，双方一旦因此产生纠纷，转账和红包产生的经济往来是否属于同一性质？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借款纠纷案件，认定微信红包与转账性质存在区别，红包属于赠与，转账则属于借款，据此判令被告周先生偿还原告刘女士借款12900元。本案一经公布，迅速招致网络热议。（法治日报）
就公众直觉而言，微信转账与微信红包本就是“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到底是哪里不同，或许很少有人详究其里。而最近的这起诉讼，则就此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以及相应的释法说理。法院判决认为，“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性质不同”，由此为出发点，自然对应着各自的法律后果……本案之所以招致巨大关注，不仅在于其法理层面的思辨论说，显然更在于其对于多数人日常高频场景的高关联性。
我们知道，法律术语、法条表述，很多都是抽象的、概括式的。这是其维系其稳定性、适用性和介入力的基础，但也在很多时候导致了“滞后于现实”等情况。以微信红包为例，在市场语境和大众生活中，其早就不是新事物。但是，在法学视野与司法实践中，其显然是个“新课题”。事实上，现有法律文本体系内，并没有关于“微信红包”的列举式提及。这就要求，在相关官司审理过程中，法院能够回溯到立法精神的本义，以能动主义的立场，来实质性判定其权责。
现实中，确实有很多资金钱款的往来是“模糊”的。围绕这类钱到底是属于“借贷”还是“赠与”，衍生了很多民事纠纷。对于此类诉讼，司法机关并不陌生。在总结实务经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相应的司法解释。比如说，最高法就曾发布规定，明确“对于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高于一般待证事实，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在后续落地过程中，这一规定，被进一步具体化。也即，“如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应推定为赠与。”
长久以来，基层司法实践中，一直遵循“只要不能证明属于赠与性质，就认定为借贷”之惯例。在这套范式中，受益人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这是合乎利益衡平原则的。而在本案中，“微信红包并非转账认定赠与无需返还”的结果，似乎是对上述“司法传统”构成了挑战！为了支撑这一判定，审理者从“产品属性”“民间风俗”以及当事双方的交往细节等角度给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论证说明。大体而言，其还是很有信服力，是颇能自圆其说的。
而需要厘清的是，在本案中“微信红包被认定为赠与且无需返还”，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推而广之、普遍适用的判例。在特定语境下，诸如连续的、总额较大的，并且有证据证明“红包”附加了额外的契约、义务的，还是有很大可能会当成“借贷”处理。法院审理，从来不是一个简单套用法条、依循旧例的过程，而还是要回到案件本身、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而对于公民个体来说，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钱款往来，最好还是选对渠道、有言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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