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大学生肯定都不会因为‘去哪里买牙膏’这件事情问老师。”一位辅导员感慨。如今，辅导员们在本职工作外，需要花费许多精力解决大学生的生活琐事，比如指导学生怎么买衣服，怎么在宿舍买电，告诉学生宿舍的门坏了该怎么办。这类大学生整体占比不大，但相较于之前有明显增多。
林红担任高校辅导员近30年，她看到，和过去的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还是像在读高中，是父母的“提线木偶”，她但凡见到一个没按父母的想法走的学生，“都会窃喜一下，说明这个孩子有生命力”。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人们常常会把学生形容为“温室里的花朵”，但这一代的学生，不少人甚至“还没有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有些人看着成绩优秀，表面是早熟，但实际是晚熟，“我希望的成熟，是他能成为自己，而不是让外界看来他做的每件事都有意义，都能得到切实的回报。成长可以慢一些，可以吃一点亏，受一点苦”。
很多受访的辅导员都不赞同大学生家长群的存在。芦雅洁会明确告知家长，大学要培养学生独立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希望家长不要过多介入。她还担心，一些“民间”家长群里的家长过度关心成绩，可能会引发攀比心理，造成家庭矛盾等。这也会影响大学生的自我定位和预期。“学生不获奖就不优秀吗？还是因为有些家长以过去高中的标准判断大学，不清楚大学的评价体系是多维度的。或者即便他们知道，但做不到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实操角度来看，一些辅导员认为，学院建家长群“不太现实”。徐岚在与辅导员交流时发现，建家长群会极大增加辅导员的工作量。按照教育部规定，高等院校应按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即一个辅导员最多负责200名学生。但徐岚访谈时获知，高校辅导员缺编情况严重，学校实际上以弹性的方式来计算师生比。她的一位学生毕业后，成为其所在学院唯一的辅导员，一个人面对本硕博超过600多名学生。如果建了家长群，辅导员根本将难以应对。
家长群是何时开始增多的？多位受访的高校辅导员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但都提到，95后尤其是00后这一代大学生，和上一代人比有明显的变化。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徐岚与多位高校辅导员、班主任交流过家校沟通和家长群。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现在这代大学生的家长，受教育程度在提高，他们多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期望孩子复制自己过往的成功经验，也更自信地认为，自己对下一代的教育拥有话语权。相比之下，更早一代大学生的父母，通常忙于生计，或受教育程度不高，他们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限于自己的经历，不知道如何做，也就不会过多干涉。
周可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她成长在一个父母都很严格的双教师家庭，爸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高中老师。中学时，父母便对她严加管教。那时高中班级也有家长群，老师会在群里公布每次考试的成绩和排名，或通报哪些学生上课迟到。周可爸妈对名次较真，她每次没考好，都会被父母斥责。压力在高三时达到顶峰，她和父母大吵过几次，最终说服他们退出了家长群。
周可高考发挥失常，之后，她明显感受到，爸妈对她的考试能力失去信任，认为相较于考研，保研或出国留学于她来说更加稳妥。在周可看来，父母时刻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从没有把学习和升学看作是女儿自己的事情。
美国教育界最早使用“直升机式父母”一词，形容这类经常干预或直接替代子女做诸多选择的大学生家长，因为他们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这类关心不仅操心孩子的吃穿住行，而且更在意成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鲍威研究过高等教育的家校关系，她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当下中国社会也经历着父母参与范式的变革。徐岚注意到，这类家长进入家长群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孩子在资源争夺中抢占先机”。
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的辅导员都描述了一个相似的细节：新生入学时，不少家长们关心孩子所学专业的就业或升学，不约而同表达，想让孩子保研，进而倒推大学四年如何安排。林红记得，家长群里曾有新生家长要了保研文件，还要求看每学期的课表。如果家长意识到孩子保研无望，会很快调转方向，进一步打听考选调生、公务员、考编的标准有哪些，并详细询问，需不需要有当学生干部、支教或其他获奖的经历等。
教育问题的答案，往往在教育之外。2022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76万人。据新华社报道，2024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79万人。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多方因素影响，就业市场的人才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在鲍威看来，这一代父母感知到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引发他们对孩子前途的焦虑，进一步传导至大学阶段，加速催化其深度参与孩子的大学生活。
一些学校组建家长群，是出于方便通知学校事务、保障学生安全或提升就业率等目的，一定程度上，家长也在被校方主动拉进大学。四川某大学的一位辅导员提到，近些年，高校的管理日趋精细和严格，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校出于“自我保护”所做的选择。
当下，各高校临近寒假，有辅导员提到，并非所有学生会如实告诉家长放假时间。假如学生外出遇到安全问题，家长会第一时间问责学校。家长群中，辅导员把学生哪天离校、哪天开学的安排发到群里，甚至有老师要求家长在群里接龙报备学生安全。在家长群发布通知，一定程度上也划分了校园安全的权责。一位高校辅导员坦言，如果辅导员把通知和注意事项发到了群里，不管家长和孩子是否能做到，“至少辅导员的工作没有问题”。
父母的“提线木偶”
学院建了家长群后，周可感受到家长和学院的双重不信任与不尊重。周可妈妈每次看到家长群的重要通知，就给她发来长语音微信叮嘱，大部分时候，周可只是转成文字，大概扫一眼，用“好的好的”“下次一定”“谢谢妈妈”的话糊弄过去。有时候，这类消息发太多，她直接假装没看到，等到第二天回复说“没看手机”。
南京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其所在学院近期建了家长群，同学们不赞同，又无法拒绝，于是，不少人自己扮演家长进了群，或让其他同学“代理”自己的家长一职。在他看来，建家长群后，学生在大学的主体地位被忽视了，“我们是切实生活在校园里的人，对学习生活有需求或意见，学校却企图通过家长来了解”。对家长而言，学生原本应是家长和学校间最好的桥梁，并不需要老师转达。
在互联网上，围绕大学生家长群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是，大学是学生成长为独立个体的重要阶段，但大学家长群依然是把学生作为被管理者，是对大学教育理念的弱化，是在制造“巨婴”。
大学生家长群只是部分家长对孩子过度干预的冰山一角。除了家长群，几乎每位受访老师都能轻松列举出家长“越界”的表现。徐岚接触的一位大学辅导员，曾在凌晨3点接到一位家长的电话，对方希望辅导员早起去学生宿舍叫醒孩子，以免错过早上7点的飞机。鲍威提到，有研究显示，“直升机父母”培养下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依赖”“任性”“娇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巨婴”。
徐岚在调研中发现，家长过度操心大学生的生活，造成一些学生更叛逆，与家长激烈争吵，甚至发朋友圈都会屏蔽家长，进一步加剧家长和学校寻求连接。还有一些孩子开启“省电模式”，任由家长摆布。她注意到，应试教育阶段，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学业，导致学生在价值观、人格的养成上都存在问题，所以这一代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比如心智成熟的时间越来越晚。一些大学专业课老师跟徐岚分享，近年来，心理韧性差的大学生在增加，面对困难时，更倾向于采用鸵鸟式的逃避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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