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对该项目的考核流程和效力表示了质疑。他曾参与过支教申请者的面试，认为录取流程应十分严格。他介绍，他参与的项目中，申请者需经历三轮面试，以及为期约三个月的线上和线下培训。这个过程考察的不仅是申请者与组织方理念的契合度，也是对申请者毅力的考验。支教过程中，还会对志愿者进行中期和结项考核。
于跃在获知需要交订金时有过怀疑。线上面试交完订金后，于跃苦等一个月，终于收到支点的录取通知，并签订了支教协议。随后，他被拉进微信群，补足剩余费用。在王林看来，付费支教项目理论上不算真正的公益。在支教项目中，他以兼职身份受雇于组织方，后者每月为志愿者发放2000元的薪水。而志愿者除了往返路费自理外，不需要额外向机构交纳任何费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区域教育研究所所长安雪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不同的支教项目，其运行组织、人员资格、经费及权益保障等有所区别。国家、地方政府、学校事业单位等组织的支教活动，均有严格的组织程序，例如支教人员申报审核、相关培训和体检等。经费相对有保障，例如交通补贴和每月补助等。而由各类社会非营利性组织、公益基金等发起的支教项目，对支教人员资格要求及其补贴等方面规定差异较大，有些比较随意。民政部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下简称《办法》）中，没有对志愿补贴的发放制定强制要求。但无论如何，支教人员不应向支教组织方交钱。
《办法》明确规定，志愿服务组织应当根据志愿服务活动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确定服务时间。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为志愿者无偿、如实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且不得将志愿服务记录信息用于商业目的。利用志愿服务记录或者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出具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民政部门可以给予警告。刘善槐表示，目前《办法》对营利性活动的监管力度还比较小，民政部门警告也非强制性措施，这是造成各种商业化支教项目大范围滋生的原因之一。
为何愿意为支教付费？于跃表示，自己选择了条件相对较好的支教项目，交点钱是应该的，也算是对当地社区的一种支持。他回忆，当地民宿按酒店规格配制，饮食也由镇上最好的酒楼承接，酒楼服务人员还会询问支教老师的口味。于跃觉得至少这些费用没有被乱用。除于跃外，多位受访的支点项目参与者表示，“半玩半教”非常值得，付费获得人生经历本就是“人之常情”。
唯一难获利的是当地孩子
除了监管力度不足，商业化支教的另一催生因素则是志愿服务需求。多位受访的项目参与者表示，选择支点等项目的主要原因是其能快速提供国际志愿者证书，以及30～40小时的志愿时长认证，这些证明经支教组织盖章后才能满足高中志愿服务、国外大学申请等需求。因此，国内许多旅行社和留学机构都会提供相应咨询与接洽服务。
STARC支点出具的英文志愿者证明。图/受访者提供
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的通知，将志愿服务纳入高中必修课，需要学生3年内完成至少40小时的志愿服务。在国际文凭组织（IBO）设计的国际教育课程体系中，学生每学年均需完成30～50小时的社区公益服务，才能被授予学位，而获得的国际文凭可以用来申请全世界绝大部分顶尖大学。IBO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非营利组织。此外，多个国家的大学本科申请都有志愿服务要求，例如美国本科申请系统CAAS平台中明确指出，学生需累计参加包含志愿服务在内的十项成长教育活动，才有资格进行大学申请。
在王林看来，商业支教功利性明显，与国内外火爆多年的义工旅行团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对接机构所提供的志愿服务证明，通常都“水分很大”，即使可以用于完成学分和国外大学申请，也不代表志愿者本身的投入和教学水平。刘善槐指出，商业支教服务含金量低，支教项目亟须发展新的评价与监管体系，来量化志愿服务的时长与成效，并由项目组织方严格把关。
王林称，学校或公益组织负责人提供支教服务所需场地、学生等要素，商业支教公司向志愿者收取费用并赚取中间价，真正富起来的是包括商业支教公司在内的支教组织方，付费支教者获得了志愿证明和自我满足。唯一难以获利的，恰恰是当地的孩子。
商业支教项目对被支教者的教育需求难以满足。于跃称，自己出发前一个月就开始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看培训视频、写教案等，倾注了很多心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他主要参与讲授的课程是跆拳道，为此他搜集了很多视频资料，并不断思考适合小学生身体能力的教学方式。到达广南村后，他还与领队和支教团其他老师一起磨了一晚上的课。但于跃回忆，当时，没有学生在场参与教学互动，因此，磨课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刘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负责的是思想政治课，出发前备课的一个月其实比较清闲，没有硬性的达标要求，自己最后呈现的课件其实是由大学思政课上做好的PPT简单修改而来。在她看来，思政教育内容都“大差不差”。刘玲参与的当期支教团共15人，被分为3组，每组各带一个班，形成“班级战队”。三天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课件讲授，还有大量积分任务类的教学活动，孩子们通过答题、辩论、角色扮演等活动获得积分。在刘玲看来，整个支教过程“游戏成分比较重”。
王林认为，每个支教者参与项目时最应思考的问题是，自己为孩子带来了什么改变。在没有商业利益关系的前提下，支教项目入驻学校是困难的，因为它对正常教学秩序是一种侵入。在湖南支教时，王林曾负责中学的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推行项目时遇到了来自部分学校老师的阻碍。王林之后不断反思，如何将图书馆打造成一个侵入性最小、主要发挥朋辈陪伴作用的空间。他认为，支教项目就像植入身体的一段“义肢”，要思考如何减少“排异反应”，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带孩子做游戏。
与商业支教的火爆不同，在公益性质的支教信息分享平台中华支教与助学信息网上，多个经过网站审核的非营利支教项目都标注着“紧急招募”的字样。在重庆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某基金会发起的支教项目，志愿者招募早在2022年11月便已发布，项目开始时间为2024年2月20日，如今仅剩一个月。该支教项目招募官陈敏称，项目每学期需求的教师数量至少是100人，这一期招募人数为112人，目前，招募指标基本完成90％，但按照以往经验，“最后10％是最难的”。村小没有在岗、在编的本地教师，支教老师需全权负责教学、教研和教务工作，维持整个学校的运行。“如果人手不够，志愿者压力将会很大，教学内容也会脱节。”
2023年8月3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仙子脚镇黄田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玩“木头人”游戏。图/视觉中国
“短期支教”与教育规律相悖
安雪慧表示，付费支教作为商业行为，双方各取所需，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涉及到教学人员进校园、进课堂，则组织方和接收方都应对相关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如果让不符合教学资质和师德的支教人员进课堂，不仅教学质量不合格，可能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也难以把控，甚至是对正常教学秩序的一种干扰。
刘善槐指出，任教资格其实是教师的最低标准，支教项目在筛选教师的时候还需关注其教学经验、个人技能和擅长领域等，做到支教人员的合理分配。盲目输送低水平、非当地需求的教师会打乱当地原有的教育教学节奏。
2022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总结了中西部乡村教育结构性特征。一方面，中西部乡村中小学学校、学生数量持续减少，乡村小学的数量在报告发布的前8年中减少了8万所，乡村初中学校数量年均减少1000所左右；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呈现结构不平衡现状，某些地区村级小学因教师编制满员而常年缺乏年轻教师的输入；同时，某些科目教师严重缺乏，教师流动性较高。
安雪慧指出，结构性缺员依然是乡村教育亟待扭转的现状。国内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最缺是科学、数学，以及音体美等综合课程老师。对学校、班级的规模偏小的地区，运行和管理成本更高，因此更加需要长期稳定的教师资源输入。这本是支教项目致力于缓解的顽症。然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式的支教属于药不对症。她认为，支教需要因地制宜。支教组织方须在前期进行翔实的调研，对当地人文、历史、语言、学情、家庭结构等因素有全面的了解，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需求的支教项目。不能简单把大城市的学校课程移植到受援地区学校，否则，可能起到反效果。输出和接收方一定要做到供需匹配，错配就是资源浪费。
除了组织方的项目设计，志愿者自身也可以成为项目筛选者。安雪慧称，筛选支教项目时，首先要了解项目本身的要求，关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项目所属基金会等发布官方信息，根据其列出项目需求和标准，对项目的有效性、长效性有个大致的把握。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民政一体化服务平台“慈善中国”的官网上，可以查询到相关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及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安雪慧指出，支点提出的“长期的短期支教”不符合教学规律。根据其早年开展过的一项研究，对小学生而言，六年保持同一班主任或学科老师，相较于每学期换一个老师，教学效果总体更优。这其中的衡量标准不仅包括学习成绩，还包括学生的情感态度，例如学习的积极性、师生互动的充分性等。陈敏表示，支教老师通过与学生在前半学期的相互陪伴，才能建立牢固的情感基础，后期在知识传递方面会更加顺畅。过高的教师流动性会让学生疲于适应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损害教学质量。
虽然刘玲知晓短期支教可能存在的弊端，但她认为，短期支教项目不直接教授学科知识，而是注重素质教育，也是一种付出。在刘善槐看来，学生共同参与的活动都属于综合课程教学的范畴，而综合课程对教师的要求比单一学科更高。综合实践教育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素质，以提高孩子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关注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及其形成过程。
随着直播和AI技术的发展，包括支点在内的多家支教平台都提供线上支教服务，其广告包装的重点还是在于“足不出户便可获得志愿服务证明”。安雪慧指出，这类“云支教”对线下教育是很好的辅助与支持，但就独立的教学效果而言，线上依然比不过线下。很多需要想象的过程通过线下互动直接实现，孩子的情感反馈会大不相同。尤其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如果老师不能摸着孩子的脑袋，告诉他“你做得很棒”，那么农村教育将失去很多温度。
“支教不能光凭一腔热血急功近利，还需要严控教师考核和筛选标准。”安雪慧说。她认为，商业支教模式是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的一种倾斜，但要做到有效倾斜，必须有上级教育部门和监管部门的统筹管理，有针对供需的明确判断。同时应遵循基本的教育规律，建立长期对口帮扶机制，做到“缺啥补啥”。
广南村委副主任蒙春苗称，对于支点的支教项目，学校和村委一直持续监督支教老师的教学内容，保证师生的在校安全。至于一周的支教项目能给孩子带来什么，蒙春苗笑称，“十年树木，百年才能树人，一个星期能树什么呢？”
（文中刘玲、于跃、王林、陈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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