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招人依旧难的同时，随着产业升级，沿海城市工厂对工人的要求也在悄然间提升。以广东为例，早在2008年，广东就发文提出实施“腾笼换鸟”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战略。而在2023年，广东就出台了多项举措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如《广东省新形势下推动工业企业加快实施技术改造若干措施》提出力争全省年均开展技术改造的工业企业达到9000家以上。
在近几年，为了应对欧美客户对高端卫浴产品的需求以及在中长期提高产能效率、降低产品制造成本，罗小华投入大量资金对东莞的工厂生产线持续进行自动化改造。相比五年前，在自动化改造完成后，一条生产线所需的工人数能从过去的约50人降低至20人以下。
罗小华表示，现在走中高端道路的工厂正逐渐减少对普工的依赖性，招聘时更加挑剔。工厂在招聘时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来者不拒，而是在迅速减少“傻瓜式”的技术工种，同时对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更多要求。现在工厂更需要拥有特定技能、能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的工人。
李强表示，制造企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一直较大。整体上，智联招聘数据显示，节后首周制造业在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速前十的行业中占了4席，其中工业自动化行业同比增速为15.8%，汽车/摩托车行业为15.2%。
除此之外，经营状况的起伏也在倒逼着企业在春招时更加谨慎。
“在卫浴产品制造行业，很大比例的企业在2023年的订单需求都不乐观。更不用说去主动新增产能，这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在2024年春招时对工人的需求。”罗小华表示。
尹力说，虽然公司凭借自身的独特竞争力，在过去几年运营呈稳步上涨的趋势。但农机行业整体其实处在下滑通道，大量企业运营现状并不乐观，这样进一步影响着企业的招聘计划。
因为产品的独特性，赵郑龙的公司近1000位员工中就有70%为普工，其中包装部门约500人。他说，企业是否选择招聘普工更多由市场行情和企业运营现状决定。“疫情期间，因公司产品需求激增，工厂员工数最多增至1300多人。2023年，随着产品需求回落，人员重新回归至1000人左右。而在去年年底，公司因业务扩张需新增几条生产线，因此今年春招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工人在回流
从农历新年首个工作日开始，广西一位长期服务外出务工人员的政府部门人士张艳就在广西贺州参与组织了多场招聘活动。她说，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招聘会场次大幅度增加，并且很多都是服务于广西当地的企业，此举意在引导外出打工的产业工人留乡工作。
她介绍，从今年1月至2月21日，贺州市平桂区就一共开展了12场招聘会，累计有394家企业提供8314个就业岗位。
作为同样位于广西的企业，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在过往十四年的运营中，也见证了广西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渐回流。赵郑龙说，因过去广东整体薪资待遇更好且广西本地缺乏足够的工作机会，导致广西当地工人流失比较严重，扎根本地的工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招工难”的问题。
随着近几年广西本地多个工业园区的崛起，赵郑龙说，本地工作机会逐渐增多，薪资待遇也相比过去有了提升，因此本地工厂“招工难”问题逐渐得到缓解。例如公司从去年底有扩产需求，因此从年前就开始招人，新增一条生产线就需要额外招聘近40人。
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从201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就业。跨省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占全国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31.36%不断下滑至2022年的23.89%。从2015年开始，跨省农民工的总数更是开始出现下降，2015年～2022年下降了684万人。
李强表示，当前求职者的目光不再仅聚焦一线城市，低线城市也进入他们的选择范畴。智联招聘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第一周，投递量同比增速TOP10城市中，一线城市仅占两席，东莞、佛山、哈尔滨成为投递量同比增速前三的城市。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相比沿海工厂，中西部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对工人的限制条件更少。例如，在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只要能通过体检，50～60岁的男性工人也能入职成为操作工或脱模工。尹力也表示，在重庆，同样是普通的生产线工人，只要身体健康且能坚持在岗位上工作，公司对工人的年龄限制可放宽至50岁，而沿海地区工厂一般是45岁。
尹力表示：“公司对新招普工的技术背景要求也比较低，他们一般都会从安装螺丝、散件装配等工作开始做起，而农机生产线上的核心岗位，一般都是从原有生产线中的老员工提拔而来并进行相应培训。”《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6.8岁，其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41.0%；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4岁，其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6.4%。
工人回流之后，工作稳定性也更高。尹力介绍，相比于浙江、广东等地的工厂一半以上普工为外来人口，重庆的制造业工厂在招聘时会优先考虑本地人。重庆华世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约90%的员工就是本地人，并且会优先从工厂周边的乡镇招人，也因为此，工厂每年普工的流失率在5%～10%之间，而东部沿海城市的工厂一般为20%。
赵郑龙表示，本地企业的整体薪资待遇虽然仍比不上东部沿海城市，但本地工厂最大的优势是工人基本是附近的村民，上下班很方便，因此流动性也很小。并且相比于当地服务业，工厂的薪资待遇也更有竞争力。
农民工薪资困境1、日结与月结选择背后原因
中国农民工面对日结、月结和年结三种薪资模式，却偏偏倾向选择最低的日结200元，而不选择月结的1~2万。他们每天凌晨四五点涌入人力市场，究竟是出于急功近利还是其他原因呢？面对拖欠工资问题，有人采取极端手段，如爬塔跳楼、越级上访，但却遭到行政拘留，呼吁农民工朋友要依法维权。
扩写：农民工选择日结200元的背后，既有生活所迫的无奈，也有对法律环境的畏惧。他们含辛茹苦劳作，但却频频遭遇工资拖欠的困境，迫于生计选择每天凌晨排队等候机会，希望能够拿到当天的工资，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面对一些极端事件，如爬塔跳楼、越级上访，虽然是出于维权目的，但却容易陷入违法的境地，损害自身利益。因此，农民工应当理性维权，通过符合法律规定的途径争取自身权益，避免走上极端道路。
2、工资拖欠背后的痛苦
经常出现的农民工讨薪事件，揭示了他们在工资问题上的痛苦。工作辛苦却难以拿到应得报酬，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维权，却往往遭遇行政拘留和不公平对待。工资拖欠不仅是个人经济损失，更是对整个家庭生计的打击。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护农民工权益，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扩写：农民工遭遇工资拖欠，不仅仅是经济损失那么简单，更深层次的是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他们为了维护权益，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但却往往陷入法律风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工资拖欠问题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的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改善。国家政策的出台是一方面，农民工自身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渠道的畅通也至关重要。只有所有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工资问题的根本解决。
3、农民工日结选择的现实考量
在面对日结、月结和年结三种薪资模式时，农民工之所以选择日结200元，与工地结算方式、劳动密集度和资金流动性有着密切关系。农民工更倾向于日结，是为了规避工资拖欠风险，同时，这也能更好地维护工地老板的利益，确保项目进度和技术流动性。然而，当前建筑施工领域的分工转包制度、工资结算周期和法律维权等问题，使得农民工在选择薪资模式上仍面临诸多困难。
扩写：农民工选择日结薪资模式并非简单的急功近利，其中蕴含着对工作环境、风险和稳定性的深刻思考。日结虽然薪资较低，但可以有效规避工资拖欠风险，为农民工自身利益着想。同时，日结也符合一些工地老板的利益诉求，能够保障项目进度和技术人员的灵活运用。然而，建筑领域的分包制度、工资结算周期和法律维权等方面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农民工群体，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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