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害方、被害方都是底层平头百姓，其中的是非曲直不复杂，具体到需要处置时，有关部门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个精于算计的加害者，一份女性的耻感枷锁和社会语境对老年性侵议题的忽视，让丁红玲遭遇了三次性侵后都难以发声，当时她刚从湖南乡村到长沙打工一周，当保安，加害者是保安队长。她曾发出警告，但警告无效，后又遭遇两次性侵。她重复说道，“很丑，孙子都有了，孙子都好高了，真的很丢脸很丑。”甚至报警后近一个月，她都没有告知儿女更早的两次侵害。她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老伴。回家后，她会主动给丈夫端饭倒茶，女儿看出了母亲的内疚，儿子也看出了母亲的唯唯诺诺。
在后来律师的问询中，丁红玲说，加害者于某延当时要赔偿1500元，她不同意，一位男警察告诉她，“也没发生其他的事，收了1500块就可以了。”于是，警察拿着她的手机操作，收取了于某延1500元。
当晚，于某延的妻子也到了派出所，骂丁红玲不要脸，说她年纪这么大还勾引别人老公，上手要打她，扬言要把她打死，丁红玲吓坏了。后来四个民警一起，才把于某延的妻子拖了出去。出于安全考虑，警方让丁红玲从派出所后门离开。调解结束后，于某延也被释放了。案发两个多月来，丁红玲的儿女，对母亲所在公司颇有不满，但公司回复：“这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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