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农村地区包含彩礼在内的婚姻综合成本上涨,有男方为结婚花百万。
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飙升,不但违背了礼俗本义,物化了人格与爱情,而且加剧了婚姻焦虑,引发“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既怕儿子不结婚,又怕结婚娶不起
32岁的刘辉(化名)因为彩礼“没谈拢”去年刚告别一段感情。在辽宁沈阳市长白劳务市场,穿一身迷彩服的刘辉掰着手指给记者算账:彩礼15万元,县里的房子和车首付还得30万元,女方还想和他一起置办个铺面,这对他来说实在有些困难。
在刘辉的家乡辽宁鞍山市台安县,10年间结婚彩礼从5万至8万元涨到了15万元左右。刘辉说,现在村里娶媳妇的标配是一套房子、一辆车还有四金(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链、金项链)。“有人家为娶媳妇欠了饥荒,一人结婚,全家举债。”刘辉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历时一年,调研全国14省份33个县的一手案例发现,全国彩礼出现了持续十余年的上涨,2021年彩礼平均数约为14万元。
狂飙的彩礼只是农村结婚成本的其中一项。除彩礼外,一些地区的男方家庭还需面对约5~10项的婚俗支出。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除彩礼18.8万元外,还需支付改口费、盖头费、三金、酒席、拍婚纱照等费用。如果加上城区的房子和汽车,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过百万元。
课题组研究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说,在一些地区,还出现男方家庭越穷负担越重的现象。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条件不好,会要求更高的彩礼,作为婚后夫妻经营生活的成本,以此保持婚姻的稳定性。
结婚高成本给不少普通农村家庭带来压力。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产业少土地贫瘠,人均年收入在1.5万元上下。54岁的陈大姐养了10余头猪还磨豆腐,一年收入3万多元。“能挣一点是一点,儿子也快奔30了,现在既怕儿子不结婚,又怕结婚娶不起。”陈大姐说。
“天价彩礼”衍生出新变种
不久前,湖南小伙陈建雄到女友内蒙古老家提亲。女友家长辈提出,结婚前需要给20万元彩礼,并购买“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还要求在长沙买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男方出首付。
“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这些钱加起来得有近百万元,就算‘咬咬牙’也拿不出这么多,只能想办法四处去借。婚还没结,就得先欠一屁股债。”陈建雄说,面对“天价彩礼”,他有些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家人沟通。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一些地区加大对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此同时,“天价彩礼”也衍生出各种新变种。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于传统的给大额现金、购买“三金”,如今有些地方“天价彩礼”衍化成房子、车子、存折等。
例如,在山东、河南、甘肃一些县区,彩礼存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等说法,其中“万紫千红一片绿”是根据人民币颜色而来的通俗说法,包括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来超过15万元;“一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在城区有一套房子。
在一些地方,索要彩礼方式也在改头换面,男方要将一定数额的钱放在存折或者银行卡里,婚前给到女方手中。“有多少钱不公开,但是彼此心知肚明,主要是看男方的诚意,也为了避免结婚当天男方反悔不给。”一位受访对象说。
为了让“天价彩礼”变得“名正言顺”,一些农村地区将彩礼改称“恩养钱”。受访对象表示,男女订婚时在明面上不提“彩礼”二字,双方家庭也不直接对外说要多少钱娶媳妇,改成报答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钱。在一些地方,男方婚前要为女方或女方父母购买大额保险。
不少乡镇干部说,这些变相彩礼其实和原来的现金并无两样,这些所谓的“习俗”也并非真正的民俗,但乡镇政府、民政等部门一旦进行制止或约束,往往会被村民指责“破坏习俗”,因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
城镇化、攀比心理、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社会心理的复杂化、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剧,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加大。
调研组发现,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依靠父辈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一个最为快捷的方法,就是通过索要足额彩礼“一步到位”。
与此同时,高彩礼也是许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现危机的一种预防措施。出生在河南某县的小凯告诉记者,原本女方不要彩礼,临结婚前又提出增加20万元的彩礼,“因为我家全款在郑州买房未加女方名字,她的父母怕女儿吃亏”。
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
东北地区一个村支书告诉记者,留在村子里的10余个年轻男性一半是光棍,平时几乎见不着适龄女孩。在江西省鹰潭市,2021年一位出价28.8万元彩礼的男性被另一位出价38.8万元彩礼的男性截胡,最终相亲失败。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齐心说,彩礼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习俗,很难通过单一政策改变。许多农民一面苦于高价彩礼的沉重负担,另一面又乐于遵循传统,把索要或给付彩礼当成一种人生任务。
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
当前多地将彩礼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并广泛推广,但取得实效尚需时日。辽宁省昌图县河信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国友说,许多家庭的彩礼是私下商议,村委会很难掌握,即便了解也很难有合适的身份去干预,只能进行宣传和引导。
近年来,一些地方尝试给彩礼设置红线,比如山东巨野县出台文件移风易俗,提倡彩礼不超6万元。受访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的风气。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婚俗名目繁多,一些农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也可能通过增加改口费等婚俗索要金钱,婚姻综合成本并没有降低。
高价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折射出社会的婚姻成本焦虑。要想遏制不断上涨的婚俗成本,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
“关于彩礼的新风尚,各地舆论宣传引导效果不够理想。”齐心说,一提到彩礼,许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谈。应该加大对低彩礼、无彩礼地区婚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并适时开展全国性的婚俗新风宣教活动,集中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强大舆论氛围。
长期在农村解决矛盾纠纷的赵国友告诉记者,高彩礼常常给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隐患,许多家庭在离婚时因为彩礼问题闹上法庭。赵国友建议多宣传这种反面案例,提供负面警示。
王德福表示,当前遏制高价彩礼的政策还是呈点状分布,应该将一些地区良好的政策和经验进行总结,因地制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些重点省份还应该专项开展高价彩礼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将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的负面清单,增强各级党委政府治理责任,形成多层次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网络。
需要发挥法治的力量
专家还指出,解决难题需要发挥法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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