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曾一年“消灭”近800万亩玉米
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涉嫌受贿一案。孙志刚被指控受贿达8.13亿余元，他当庭认罪悔罪。
作为二十大后落马的首个省委原书记，孙志刚的贪腐异化过程值得深思。尤其是孙志刚主导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5年，其工作作风和方向受到争议。他举全省之力欲“消灭”玉米的行为令人印象深刻。仅3年，孙志刚“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便无疾而终。
2015年10月，孙志刚被任命为贵州省委副书记，随后成为副省长、代省长，第二年1月他当选为省长，其主政贵州之路正式开启。
履新后，孙志刚曾公开表态，“从今以后，我作为贵州人民的一员，一定全身心地融入贵州、服务贵州、奉献贵州。”
当时孙志刚已经62岁，这是正部级官员即将退居二线的年龄，但他反而再获重用，这被外界解读为上层打破用人惯例，“不拘一格降人才”。
随后，他开始发力“玉米革命”。实际上，在2018年之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在通过市场引导和资金补贴等方式，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2015年，原农业部曾发布《关于“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1亿亩，比目前减少5000万亩以上。
在贵州当时官方宣传的口径为，玉米属于低效作物，农民种植玉米一亩地收益仅有600元左右，而如果改种蔬菜、水果和药材等其他高价值经济作物，一亩地收入可达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此外，有研究单位称种植玉米容易导致水土流失，会危及贵州生态发展底线。
其实，贵州农民种植玉米的传统已沿袭400年。史料显示，贵州省种植玉米始于清初，在乾隆年间种植面积迅速扩张，到民国时已是省内主要粮食作物。
“贵州山地比较多，适合种植玉米，农民自己也有意愿种，倒不是说看重收益，因为农民自己也要食用，在家种一点玉米，喂猪、喂鸡都可以自给自足。”贵州省一位玉米研究单位专家对界面新闻表示，官方宣传说玉米产值低，是因为没有跟养殖业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意义就不是一般产值所能体现的。只不过，当时人们在行政命令的宣传下，只看到玉米种植的弊端，而忽视了其作为粮食在生产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8年贵州省还有280万农村贫困人口，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发展高效经济作物，也被官方视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产业扶贫的客观需求。孙志刚曾在《求是》杂志发文表示，传统的小农经济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和脱贫攻坚的进程。
不过，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和风细雨式引导看来成效不大。按照贵州日报报道，2017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对调减玉米作出专门部署，可一年下来只减了37.57万亩。
孙志刚接任省委书记半年后，2018年1月2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打赢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攻坚战的通知》（简称《通知》）。其中强调，争取旱地基本农田全部种植经济作物，彻底改变种玉米的传统习惯。
贵州省政策要求，各地要按照“15度以下的耕地主要改种蔬菜、食用菌、草本中药材等高效作物；15-25度坡耕地主要改种蔬菜、木本中药材、茶叶、精品水果等；25度以上坡耕旱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还林以经果林为主，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思路调减玉米种植，推进替代作物种植布局。
2018年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贵州代表团举办开放日，孙志刚当场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形势繁杂，没有超常举措很难实现，因此，“要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
“这场革命是‘逼’出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的低效粗放发展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但是收效不大，进展缓慢。”2019年8月，孙志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
2018年3月底，在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相关负责人强调，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是贵州省委从全局出发作出的战略安排，2018年把玉米种植面积从1100万亩调减到600万亩是全省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
一场轰轰烈烈的减种玉米行动在贵州全省展开。
为推动这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孙志刚决定将其此前在贵州省创造出的“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监督检查、追责问责，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认为，这五个步骤环环相扣、形成闭环，为这场值得期待的变革，提供了执行保障。
上述《通知》也提出，省农委牵头对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工作进行督促考核，对作风漂浮、弄虚作假、工作不力和进展缓慢的，要进行通报或约谈。
压力层层向下传导，贵州省内很多区县、市州都制定了农村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攻坚战目标和实施方案。比如贵阳市提出，要调减低效玉米种植面积62万亩，共涉及575个村204672户，到2018年底，全市低效种植玉米全面调整为特色高效经济作物；到2019年底，全市以籽粒玉米种植为主的区域全面调整为特色高效经济作物区。
贵阳市一位农业部门专业人士对界面新闻介绍，农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比如每亩地改种新的作物能收益多少钱等，也有助于扶贫攻坚，但是政府部门在执行中用力过度，政策变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太大，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基层工作人员拔玉米苗和农民打架的情况。
“群众一直有种玉米的习惯，突然就不准种了，很多人不理解，也想不通。”贵州省某农业大县管理部门一位负责人对界面新闻介绍。
“反对的声音很多，大家认为这种做法不太合适，农民都是祖祖辈辈在种玉米，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不过，这些意见都是私下里说，不能和上级对着干。”上述贵阳市农业部门专业人士表示。
争议事件逐渐被外界关注。“你敢种，我敢铲，坚决不留苞谷秆。脱贫要幸福，不要种苞谷”，2018年3月，贵州省独山县上司镇一村庄贴出的标语在网络上热传。对此，上司镇回应称，该村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标语已拆除。
另有媒体报道，凯里市舟溪村下发《调整玉米种植结构通知》规定，禁止在村内多处地方种植玉米，若被通报或处罚将免去三年的合作医疗补贴。随后，舟溪镇政府紧急解释称，由于舟溪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并未向镇政府备案，其下发的通知被停止执行。
面对乱象，2018年4月3日，贵州省农委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调减玉米种植宣传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予以纠偏。其中称，调减玉米种植，并不是不种玉米，而是要种好种优。不允许简单粗暴搞“一刀切”，尤其是对农户已种植的玉米，严禁粗暴铲除，坚决防止因工作不到位损害群众合法权益，引起群体性事件。
并不是所有的基层政府都不顾实际、唯命是从。贵州省一位要求匿名的玉米种植专家介绍，禁种玉米期间，有的地方从源头上对销售玉米种子实施管制，上级要求市场上不能出现玉米种子，对此农业部门压力就很大，即要监督卖种子但是又不能违法行政，有的地方就会想办法自己放松要求，聪明的地方还会变通一下强调“不能种植低效玉米（言外之意是高增加值玉米品种仍可以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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