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的另一个“正规”之处在于，想参与的人必须开几项证明，包括相关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户口本、看病收费票据等。交齐了这些证明，才能获得“配捐”资格。黄玲告诉他们，这些材料都交到了基金会。
在病友们眼中，黄玲怎么看都像是个好人。她平时会组织聚餐，而且往往不让他们掏钱。一些病友因此成了黄玲的绝对拥趸，甚至是“托儿”。有病友想参与“配捐”，在群里问黄玲去哪里借钱。黄玲手把手教他如何从各个网贷平台借款，把救命钱一笔笔打入黄玲指定的账户，等本息回款后再进行还款。这种模式持续了一年左右，基本没出什么问题。
也因此，想要参与“配捐”的病友越来越多，以至于黄玲开始限制入群人数，病友们之间甚至转卖起“配捐”名额。所谓转卖，就是原本在群里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暂时不参与的话，其他人就可以顶替他们参与配捐，拿到收益后双方分钱。这个转卖名额的费用，从最初的200元涨到了后来的500元。
此时的黄玲如“掌舵者”一般，在群里发号施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想挣出自己的医药费，但也不乏个别人把“配捐”当成了买卖。有受访者透露，“一些托儿，少的赚几十万，多的赚了100多万。”
面对质疑，黄玲告诉他们，如果真有反诈中心或警察打来电话，不能说任何群里的事，也不要提配捐、基金会之类的内容，“就说是病友相互之间的借贷。因为生病了，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我们都是病友，相互借的。”
即便项目崩盘后，还有病友不相信是黄玲卷走了他们的钱。平日里，她在吃穿上没有丝毫奢侈的迹象，甚至比不过大多病友，“那些配捐的钱，很多应该给了幕后老板。”
至于幕后老板，黄玲从未提过。对于疑似老板的东北人孟某某，黄玲早期告诉大家，他是“机构的会计”。
项目的问题是在今年11月25日出现的。“拿不到钱了，本息都拿不到了。”刘颖说。直到这个时候，病友们才从黄玲那里得知，真正的幕后老板是东北的孟某某。交涉期间，黄玲承诺大家基金会不会放弃自己，会给大家搞钱。有病友透露，早先直接去家里找黄玲的人，有的拿了10万块，后去的就拿不到了。
在黄玲的出租屋里，愤怒的病友们指责她，砸了她家里的杯子等小物件。黄玲没有解释太多，只是不断拨着孟某某的电话，看起来有些焦虑。电话那头，孟某某一会儿说下午三点半打钱，一会儿说四点之前转，然后又承诺五点转钱。快五点钟时，他说手机没电了，之后就不再接听黄玲的电话。
11月27日，刘颖等人到警方报案。那之后，孟某某的手机就关机了，最近几天只短暂开过一次机。警方目前正在全力侦破此案。
至于这个所谓的“配捐”项目为何崩盘，不少病友的解释是，因为资金链断裂。一年多以来，在黄玲的“配捐”项目中，参与病友的数量经历了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的过程，而这个变化也是资金链断裂的过程。由于病友的收益都来自其他病友，因此当大家都借不来钱时，资金链开始断裂，直至崩盘。
有关“配捐”，近年来一直受到争议。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中华儿慈会”）的配捐事件更是引起舆论关注。2023年9月，大批患儿家长冲进了中华儿慈会大楼，讨要被自称该机构河北负责人的柯某孝卷走的千万元救命钱。而这些钱，就是来自患儿家长的“配捐”。
律师曾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称，配捐模式的初衷是鼓励公众参与公益活动，公众为公益项目捐出一笔钱，慈善机构或企业就“搭配”着也捐出一笔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符合慈善法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向社会公开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慈善组织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所有的资金都是由慈善组织统一管理和支配。
从这个角度来看，黄玲等人操纵的所谓“配捐”，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一切只能交给法律。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刘颖说，自己身上只剩了几千块钱，下个月的生活费和医药费还没着落。燕郊的冬天如往年一样干冷，大多数时候，她缩在有暖气的出租屋里，看着群友们想尽办法维权，而她甚至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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