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鸡娃的中产捧红这个小众工作。面对许多前来为孩子做教育咨询的家长，Jenny常常会说：“你现在能坐在这里并不是你比别人更优秀，只是你早生了20年。” Jenny是上海的一名教育规划师，她的客户主要是中产以上的群体，包括本地人和新上海人。这些家长往往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并将同样的期待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在帮助他们梳理教育问题时，Jenny总是试图打破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路径依赖”，改变固有的鸡娃思路。
2024年，Jenny从公立学校辞职，加入了一个成立多年的教育自媒体，成为了一名教育规划师。所谓教育规划，具体而言，包括学科规划、升学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目的是为父母和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教育指导。她坦言，严格意义上“教育规划师”这个行业并不存在，也没有相关机构专门从事这一行，而是家长的迷茫和焦虑催生了这个赛道。一般而言，从业者以自媒体的形式出现，有对教育很擅长的家长，也有体制内的老师、昔日教育机构从业者等。
Jenny的优势在于多年来在体制内积累的教育经验和专业的教育信息，可以给家长和孩子提供更合适的教育选择。仅仅一年多时间，她的12人小团队已经对接了超过600个家庭，来访对象源源不断。有的来访者付费甚至高达每小时5000元。这些家长之所以愿意为此付费，是因为在当前环境中，鸡娃的性价比已经太低，拼家长认知、人脉和信息的时代来了。
学生考完试放寒假后，又有一大批焦虑的家长来找Jenny。她发现，小升初以及初中阶段是家长焦虑集中爆发时期。这是一个被称为“人生转折点”的时刻，因为初中之后意味着有不同的分流。在上海，小升初阶段孩子入学的方式除了公办学校按照地区“摇号入学”，还有不少民办学校的志愿填报招生。此外，一些顶尖民办学校的掐尖考试也让部分家长感到焦虑，这类考试渠道不公开，机会拼的是家长的消息灵通度。
究竟该如何选择学校？去公办还是民办？要不要走什么考试途径？要不要去某个补习班、兴趣班？现在还有各种掐尖贯通班选拔（由初中高中大学强强联合选拔，进入各类特色班型，直接免去中考，高考瞄准清北），这类贯通班孩子有机会吗？在教育的道路上，家长往往有各种焦虑和困惑。Jenny说，教育规划师干的就是匹配的工作。她的公司只做咨询，不做广告也不售卖课程，因此保持了一定的中立客观。
实际上，她的客户覆盖全年龄段。一个普遍的认知是，孩子0岁的时候，家长就要来咨询了，这时候主要是咨询要不要买学区房，买哪里的学区房比较好，这决定了孩子之后的教育路径。Jenny说，一般家长来了，她会问对方教育的初心是什么，对孩子的期待又是什么，“教育是个体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接着他们会给孩子和家庭做一个综合评估，包括学业评估和心理健康等。
一般来说，Jenny的客户都是中产，年收入在100万~300万元，每年在小朋友的教育上付出15~50万元。从业一个月后，咨询单价就从1000元/小时涨到2000元/小时，一年后的现在，有些咨询费已经达到5000元/小时。这样的付费意愿背后，是因为教育情报在教育投入中的稀缺性，也是因为家长认知的改变。
经济环境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人寻找新的赛道。去年9月份，Jenny接了一个案子。这个家庭的父母在近郊有一栋别墅，原本收入很高，给孩子定制的是体制外的国际学校路线。但在公司经营困难的情况下，继续走这条路线成了沉重负担。于是Jenny要帮孩子重新定制路线，除了找到适合的路线，还建议定期的心理咨询介入。
这是许多中产家庭中比较典型的案例。Jenny说，现在面临经济环境变化，中产家长在教育投入上也比以前更加谨慎。从事教育行业十几年，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的故事Jenny能讲上几天几夜。有一个初中女孩给父母写信：“你们欠我一座小金人，我已经伪装到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这个女孩子摇号进入了上海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但学习成绩并不好，加上青春期的到来，各种问题都爆发了。
Jenny认为现在的小朋友被捆绑住了，观察初中小朋友的生活状态：7:10分到学校，课间不能出去玩，到4:30放学去补习班，到家后继续做作业到11点、12点。尤其在头部的学校，五年级的孩子已经在做初三的考卷，初三的则开始做高三的考卷。这样的状态从十一二岁持续到十七八岁，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和人生热情可能已经被消耗完了。
在学校里当了十几年老师，Jenny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被体制框住了”。她开玩笑说，“标准化产品——那些听话、成绩好的孩子是老师喜欢的”，这与教书育人的本质背道而驰。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一席的演讲中曾经提出一个观念，即在现代教育中，筛选的功能已经取代了培养的功能。
Jenny也遇到过极端的家长，像是项目经理一样在养育孩子。用最终目标来倒推孩子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比如目标是考上复旦，倒推回来每个教育阶段要做什么事。但孩子不是“产品”，设定好了指令、调试好了，孩子不会按那个方向运作。在每个孩子来到咨询室之前，Jenny会给他们做一个线上的测试，测测孩子本身的心理状态和亲子关系，再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看待。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给家长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如果家长心态上可以轻松一点，也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育儿环境。但矛盾是一直存在的。Jenny遇到许多从江浙沪转来上海读书的孩子，她会开玩笑说，在这里读书先要考家长的认知，正所谓“鸡娃不如鸡自己”。
来自广东的大莹也是一名教育规划师，她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在经历短暂科研工作后，转行长期从事教育顾问工作。大莹擅长帮助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寻找替代路径，经常出入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考察教育。这两年，她经常飞往不同国家和地区了解一手教育信息，还专门学了国际职业生涯规划。
此前，大莹主要帮助高净值家庭解决教育问题，但现在最焦虑的一个群体——中产家庭反而变成了她现在的主要客户。由于她擅长帮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做规划，帮他们避开最激烈的高考，找到其他升学路径，这些信息差也为她打开了市场。在她的小红书上，最多咨询的是关于教育路径选择的帖子，比如，是选IB、A-level、AVE、AP（全球四大高中课程体系，在国际教育中有相对高的含金量），还是选大热的香港DSE（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华侨生联考？
虽然政府大力支持职高的发展，但这条路目前接受度还不高，还不够完善。大莹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条件去英美读书，走国际教育路线本身也不在他们的规划里，但现状就是要没学上了，这些上不了高中又不愿意去职高的学生，怎么办？一些家庭开始把眼光放在成本相对更低的东南亚。
在长期接触家长的过程中，大莹感觉到中国家长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教育付出太多了，有背井离乡的，也有中断自己的事业陪读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这几年家长们给她的整体感觉是，父母越来越意识到跟着拼命卷不值得，牺牲孩子的健康不值得。
从事教育多年，Jenny一直觉得，焦虑正是最头部的那群人卷起来的。她说，无论是学校、媒体、社会大众都只关心最顶尖的那1%，但大多数人是那剩下的99%。在上海顶尖的“四校”，老师、年级组长的KPI是学生考上清北，但如果学生考上的是港大或者其他心仪的大学，学校并不认可这个KPI，最后老师还会被扣奖金。
人们容易只关注到名校，关注那些极其优秀的孩子，对自媒体和培训机构来说，这些孩子总会成为他们的“优秀案例”。但家长会被大环境裹挟，以为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那千分之一。Jenny会劝告家长，“真正头部的小孩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孩子的天资本来就优秀”，让家长减少鸡娃焦虑。
某种程度上，Jenny也对那些“顶尖孩子圈”敬而远之。她说每年上海头部的那些孩子大约有两三百个，有自己的生态圈，圈子里孩子之间有高度的竞争状态。Jenny并不认可这样的价值观，她认为总是感觉处于竞争状态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并没有好处。相反，她觉得，如果小孩有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的能力，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可以为别人鼓掌，那未尝不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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