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专注于婚姻家事和妇女权益保护的律师吕孝权表示，他反对设置“离婚冷静期”。他认为，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法律关于婚姻自由的规定，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社会可以做的是对其进行培训、知识宣传普及教育，让其学会如何做选择，如何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中国反家庭暴力领域的知名律师李莹在一个“志愿者律师群”询问大家对“离婚冷静期”存废的看法时，出乎意料地发现20多个律师全部支持删除该条款。有律师表示，绝大多数离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决定，只有极个别属于冲动离婚，不应该为了极个别的情况设置一个障碍，给绝大多数的人增加时间成本。
尽管如此，李莹认为，“离婚冷静期”可能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避免冲动离婚。协议离婚即使有冷静期，但相比诉讼离婚，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要低很多。目前并不存在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离婚冷静期”的支持者普遍认为，以往登记离婚的条件过于宽松，使得轻率离婚、冲动离婚的现象增多，而“离婚冷静期”会让有离婚想法的人更为慎重，维护了家庭的稳定性；反对者们则表示，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买单，其效果十分有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心理，增加不婚率。
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曾表示，“离婚冷静期”是根据中国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目的是减少冲动型离婚或草率离婚，也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类似做法、应对近年来离婚率持续增加的一个有效措施。
然而，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协议离婚占比逐年下降，分别为75.4%、72.9%、71.9%；诉讼离婚占比逐年上升，分别为24.6%、27.1%、28.1%。蒋胜男表示，“离婚冷静期”并没有实现“黏合婚姻”的效果。她认为，离婚率需要和结婚率、生育率一起综合考虑。虽然“离婚冷静期”从行政手段上似乎让协议离婚减少了，却导致了诉讼离婚的增加，也挡不住结婚率、生育率的持续走低。
此外，2022年-2024年，中国年出生人口连续三年维持在900多万的水平，总和生育率介于1.02至1.08之间。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表示，协议离婚率降低，诉讼离婚率升高，这说明“离婚冷静期”并没有真正降低离婚率，反而增加了司法负担。一些准备协议离婚的不得已选择了诉讼离婚。
蒋胜男认为，高昂的离婚成本让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而社会压力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她认为，应该通过改善社会政策，让年轻人愿意结婚、生子。如果这些问题无法改变，至少可以考虑删除“离婚冷静期”的条款，让人们在结婚和生孩子时感到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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