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最年轻的一代对婚姻、孩子和自己的健康没有任何保障，社会信心的另一半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要让年轻人不要担心60岁之后的事情，这样他们才能够成长。当企业能承担这些责任时，企业去承担。当他们没有工作时，政府需要承担责任，使每个中国劳动者，无论是终身雇佣人员还是灵活就业人员，在60岁后有清晰的社会保障，他们才敢对未来有预期，仅靠口号和画饼没有用，陪伴才有用。
从政府角度来看，出台有明确信号和有用的政策才是有用的，让年轻人明确知道，即使没工作只能靠低保生活，但他们明白60岁后依然可以有社会保障，他们才可以用一生的长度考虑家庭、婚姻、孩子和健康。
提振整个社会的信心，要让年轻人再次成为受益者，从政策多方面进行调整，并需要这个政策持续10到12年。
记者：为什么不断强调对年轻人的政策延续性只需要10到12年？
白岩松：近年来，我们生育的最高峰拐点出现在2016年，之后开始直线下降，到了2022年跌到了1,000万以下，这两年一直在1,000万以下。因此10年到12年后年轻人的就业不再是问题，没有那么多劳动力供给了，所以不担心12年之后的年轻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我们需要这10到12年对年轻人有明确的政策扶持。
有很多人说这对于中老年人不公平，但这批年轻人是他们的孩子，帮助他们何尝不是在帮助今天的老人。我之所以反感“啃老”这个词，是因为如果社会把很多工作做好，他们就不会啃老，老年人也获得了解放，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养老过程中，也给孩子减轻负担。
谈“啃老”现象，社会要让年轻人有制度有保障可“啃”
记者：当前80后和90后已成“啃老”主力军，如何看待年轻人依赖家庭支持的社会现象，背后反映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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