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根本不够用”
“落差，刚参加工作时多少会有些吧？”记者试探着问。
“你指什么落差呢？”张雷满脸认真。
“就是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
“不是用不上，是根本不够用。”
在张雷看来，交警，尤其是事故鉴定科交警，被误解太深。“比起（处理）刑事案，很多人觉得交通事故很low，很简单。其实刑事案往往有前因后果，可以推理，但交通案都是偶发的。且刑事案案发现场可以保留供反复侦查，交通事故不一样，你说北京五环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为了鉴定，封路一个月，可能吗？！”
交管局在有些人眼里“庙很小”，但做事故鉴定的门槛可不低。
张雷举例。比如，一辆货车正常行驶，旁边一辆人力三轮车突然斜插着撞了上来，人死了，什么原因？经过检查，三轮车的后轴断了。“到底是车轴先断了然后引发事故？还是先发生了事故然后导致车轴断裂？顺序不同直接导致事故责任完全不同。诶，这里就需要用到断裂力学的知识。”
再比如，一辆汽车出了事故，车里4人无一幸存，而且被全部甩出车外后以“叠罗汉”的形状倒地。“究竟谁是司机？需要通过血迹形态进行分析，就要用到流体力学知识。”
这些都是张雷经手的真实案例。
空气动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力学、汽车理论、汽车构造、可靠性理论……张雷的知识储备不仅全能派上用场，有时还捉襟见肘。法医相关的医学知识，道路交通法相关的法律知识，人、车、路、环境、管理，方方面面都要涉猎。
他甚至冒出过重回学校攻读法律专业的念头，奈何时间不允许，“只能在实践中通过案子恶补，哪不行，赶紧学”。
张雷向记者展示出警时携带的工具箱。侯欣颖/摄
张雷和清华大学的专家们曾专门做过交通拥堵经济损失评估。有一起车祸，五环路上三条车道占了一条半，从早上7点案发，到下午6点才恢复通行。“造成多少社会经济损失，你知道吗？400万元啊！”数字摆在面前，人们才能理解“事故快清快处”的重要性。
为提高效率，张雷从测绘照相技术中获得灵感，带领团队研发设计了可以折叠、便于随身携带的标尺。
尺子放到路面痕迹附近，相机按角度拍完照片，借助他们开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系统”，就能自动生成痕迹数据和现场图。之前要1小时的复勘工作，借助这套系统，10分钟就搞定了。2011年，该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此前复勘事故现场，张雷和同事要用卷尺测量、记录每一处痕迹，耗时又耗力。
在另一起事故中，一辆英菲尼迪撞上前方等红灯的菲亚特轿车后，又撞上了公交车，伤亡惨重。撞车瞬间，英菲尼迪的车速并不慢，可它究竟有多快？张雷根据监控录像对车速进行鉴定，5个小时后得出鉴定结果：肇事车辆车速在110.6—121.7公里/小时，远超70公里的限速。
没有人知道，5个小时里，张雷还用另外两种方法佐证了结果，即车辆塑形变形法和轮胎印迹计算法。“算一遍很快，但是按照我的习惯，会至少重复做两至三遍，且要有佐证。”
在此案的基础上，张雷将鉴定方法进行固化，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并于2014年正式颁布实施，成为全国交通事故车速鉴定的主要方法。
就在这项“车速技术鉴定标准”颁布当年，张雷确诊肺癌。
“害怕他站到聚光灯下”
这一次得知丈夫突然“走红”，妻子孙涛第一反应是心里咯噔了一下，“那根弦突然绷紧了”。
张雷查出癌症后，就像一个工作狂突然踩了刹车，治病、休养，整个人节奏放缓了几年。“我有点害怕他站到聚光灯下，我太了解他了，为了对得起大家的关注，他又要把自己的发条拧得死死的。”孙涛说。
那几年的张雷，把一腔热血和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张雷的同事回忆：“雷哥经常在单位忙到半夜，最长一个多月都没有回过家，白天出现场、检验鉴定，晚上起草行业标准、申报科研课题，忙得脚不沾地。”
张雷有多拼，孙涛的感知度更高。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那些年，他们搬了大大小小6次家。有一次，张雷在单位连着加班几天，走的时候在原来的房子，回来时家已经搬走了。孙涛给他发了新家位置，他到了没钥匙，还得孙涛下楼帮他开楼门。
张雷39岁就得了癌症，孙涛心里一直内疚。“我作为妻子没有提醒他呀！该回家得回家，该睡觉得睡觉，该休息得休息，对吧？你不能工作狂到那种地步。但我那时一门心思觉得，他到交管局就是想干出些成绩的。我既然选择支持他去，他加班我就从没拦过。”
不仅是妻子孙涛，那几年，整个家都在“挺”张雷。
张雷的岳父岳母在北京帮忙带孩子。有一次，张雷连着3个星期没回家，老爷子着急了，发话：“孙涛，你带着孩子去单位看看张雷，省得他担心。”听到这话，孙涛哭笑不得，“不挑女婿的理，倒还帮他考虑”。
工作中的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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