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来，周永刚和家人从没停止通过各种途径申诉，周永刚的岳父——被害人的堂叔邵宗林对女婿的清白深信不疑。2009年12月，失去自由7795天的周永刚获多次减刑后出狱。他一边打工挣钱养家，一边申诉、寻找真凶线索。在日常和人交往中，他从没隐瞒过那段经历，“我没做亏心事，别人怎么想我接受，但我的心是干干净净的”。
不久前，随着法槌落下，内蒙古高院宣告，周永刚无罪。他卸下了背负35年的枷锁。
周永刚案平反的背后，是几代法律人的坚守和接力。“昨天，您曾经为周永刚遮风挡雨，鸣冤叫屈；今天，您生前为其主张的正义即将得到最终的实现。”在此前的庭审中，周永刚的代理律师、北京阔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孙阔，特地向已于2010年逝世的赤峰中院原院长桃格图致敬。
桃格图任职期间，曾坚持该案证据不足，不能下判。在孙阔看来，如果没有桃格图的坚持，周永刚的命运可能如同呼格吉勒图、聂树斌一般。1991年离休后，桃格图又作为律师免费为周永刚申诉，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和周家一无亲、二无故，为什么十多年了还总在顾虑这个案件呢？因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给我的教训极为深刻、为此牢牢永记不忘。”桃格图曾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信中写道。
“他这个嫌疑排除不了”
“如果案发那天，我没有第一个发现现场，还会被认定为杀人犯吗？”周永刚常这样回想。
他居住的巴罕宝力格村并不大，坐落在巴林右旗城关镇大板镇向北约10公里外，四周被草场包围，只有40多户人家，村里人大多沾亲带故。
和其他村民不同，周永刚家的房子正门不朝大路，而是面向农田背后，他说干农活方便。但在邻居眼中，这或许与当年的命案有关。近年来，村民陆续搬到镇里居住，留下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老人，有人回忆，周永刚年轻时比较勤快，也不惹事，他们都记得那起命案。
案发的1988年7月1日，周永刚坐班车去姑父家，洪水冲垮了路上的一座桥，班车返回大板镇。在镇里吃过晚饭，他徒步回村，路上还遇到人闲聊了一阵。在他妻子邵玉梅的记忆中，他到家已是21点50分。和妻子温存了一会儿，半夜12点多，他被父亲周国瑞喊起来，“说我叔伯丈人家两个丫头上山挖药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邵佳、邵灵分别是周永刚岳父邵宗林的兄弟邵宗祥、邵宗发的女儿。村子旁边的草原里那时还长有知母等中药材，村里人常常挖来卖掉，贴补家用。当天下午，两姐妹骑着自行车去挖药材，迟迟未归。周永刚很快穿好衣服一起出门寻找。
没多久，村里人发现了被扔下的自行车，便两两一组分头寻找。周永刚恰好和被害人邵灵的父亲邵宗发一起，两人打着手电筒走了没多远，就看到两名少女的尸体，其中一人裤子被脱到膝盖下面，头部已血肉模糊。
邵宗发正要上前，周永刚一把抓住他，“不能破坏现场，赶紧报案”。这是小学毕业的周永刚从电视里学到的知识。他父亲周国瑞头脑灵活，在20世纪80年代养殖了200多头牛羊，赶上牛羊价格走俏，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周永刚家里有着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晚上常有二三十人聚来一起看。
第二天，警方勘察现场，着手调查。多名村民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当时，警方几乎盘问了村里所有男性的行踪，“你出去去哪儿，回来几点，回村又碰到谁了，都要有证人，都得按小时推算”。一时间，村民议论纷纷，猜测凶手身份，邵家人还自发寻找线索。
凶案发生一个月后的8月2日，周永刚从家中被警方带走收容审查，这是一项1996年被废止的行政强制措施。起初，他被告知的案由是走私文物，这正是案发当天周永刚外出的缘由——去另一个镇子上购买几枚古钱。
他很快发现，针对自己的调查转向杀人案方向。案件材料显示，他被收容审查的主要问题是“强奸杀人嫌疑、走私文物”，有何证据一栏则填写“有作案时间，有作案条件”。
当时，周永刚的岳父邵宗林曾听一名办案民警说：“你女婿嫌疑最大，那么多人找了那么长时间，都没先找到，唯独他先发现了，他这个嫌疑排除不了。”
警方的讯问笔录显示，周永刚很快承认其强奸杀人的“事实”，称他在回家路上看到草原上有两名姑娘，有了“奸淫之念”，随即拦截，提出奸淫的要求，遭到二人怒骂和拒绝。他先后用手和邵佳携带的铁锨将二人打倒在地，实施强奸后，用铁锨将二人砍倒，并在二人头部两侧培了土，确认她们死亡后，骑上自行车逃离现场。
“就此案现实材料我在职期间不能下判”
“老院长，您的‘生死簿’上有没有冤案？”“还真有，周永刚的案子。”
孙阔回忆，1997年，自己刚成为实习律师时，曾与律所前辈桃格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当时，桃格图已从赤峰中院院长的任上离休，选择当一名律师。孙阔没想到，此后会加入周永刚案的“接力”，为他申诉并推动案件最终平反。
准确地说，该案并不是桃格图下的判决。
这位院长从基层法院书记员岗位成长起来，曾坚持每一份判决书都亲自审阅签批。在同事的回忆里，桃格图的签发稿笔迹工整、措辞严谨。人们还记得的一个场景是，酷暑中，桃格图头顶着一块湿毛巾，认真审核判决书。
在任期间，他常说：“法院的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这句话曾影响了一代赤峰中院人。该院一名“全国优秀法官”曾表示：“桃院长的这句话让我铭记终生，时时警醒我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面对周永刚案，桃格图慎之又慎。在他看来，“周永刚在刑讯逼供下，时供时推，矛盾百出”。
事实上，该案在移送至赤峰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周永刚时，就曾被拦下。1988年11月15日，赤峰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巴林右旗公安局补充侦查，并给出包含14个问题的退补提纲，其中包括被害人的具体死亡时间、周永刚的作案时间等关键问题。
当时，面对检察官的提审，周永刚翻供了，“不是我干的”。他表示，自己遭受刑讯逼供，不仅受到殴打，还不让睡觉，“被整得受不了了”。
那些有罪供述，用周永刚的话说，是“我和办案民警共同的作品”。因为到过案发现场，所以他能描述一些现场情况，但细节说不上来，这时就会“挨整”。“反映在周永刚的供述中，那些有罪供述和现场勘查笔录不完全一致，在铁锹头朝向、被害人尸体方位等关键的细节上甚至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孙阔介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获得的案件材料显示，一名共同在押人员写下书面证明，曾在周永刚被审讯期间，看到他身上有伤。时任巴林右旗公安局看守所所长的徐林也证实，入监时他发现周永刚“手脚全部都肿着”。“说他是杀人犯没交代清楚，让我给他做工作。”徐林在书面证明中写道，“他说冤枉，‘不承认就给我上刑，我受不住’”。
桃格图曾回忆案件程序上的不寻常之处：1989年赤峰检察院办案人员曾和中院刑事庭探讨该案，研究一致认为，“此案无可靠证据，不宜定案起诉”。而案件移送赤峰中院起诉时，中院审委会约10名委员曾开会研究，一致认为：“此案如证据充分，对被告就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毫无宽容余地。就现实材料应退回重新侦查，一定要起诉即宣告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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