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家都不喜欢垄断，因为垄断实际上并不会让垄断者成本最小化，它只会导致更多寻租、无谓的损失。”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在《世界开放报告2022》发布会上如此说道，向大家解释开放的必要性。
2021年，《世界开放报告》在第四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首度发布，引发巨大反响。报告揭示了经济增长同开放发展显著正相关的规律：开放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使发展指数提高0.512个百分点。今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世界开放报告2022》再次发布，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言献策。
疫情后世界开放指数呈继续下降态势
本次《世界开放报告2022》的一大亮点是首次公布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开放指数。《报告》显示，2020年的世界开放指数为0.7491，继续呈下降态势，但仅比2019年下降0.02%。世界开放经受住了世纪疫情的巨大考验，没有大幅倒退。
开放领域上，“经济最开放、社会较开放、文化较不开放”的总体格局持续，世界经济和文化逆势扩大开放。特别是经济领域，跨境交易同经济规模的比率有所上升，2020年世界经济开放指标同比增幅创2008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大纪录。
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世界社会开放步伐有所放缓，2020年世界社会开放指数比2019年下降 7.2%，创该指标2008年有数据以来最大跌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各种疫情防控措施导致跨境游客、留学生和移民总人数大幅下降。
开放成效上，反映政府开放意愿的政策指标和反映开放结果的绩效指标双双下降。最新的开放政策指数较上一年和2008年分别下降 0.2%和8.1%，同期开放绩效指数分别下降 0.09%和0.9%。
区域开放上，开放指数较高的是欧洲、北美、东亚和太平洋。其中，开放度比上一年扩大的仅有东亚与太平洋、北美两个地区，其余地区有所缩小。
长期来看，世界开放处于震荡下行区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放指数开始下行，2013年有所反转，随后再次明显下滑。从2008年到 2020年，世界开放指数下降了4.1%。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在不断缩小开放，发展中经济体在扩大开放。从2008年到2020年，发达经济体开放指数下降了5.9%，发展中经济体开放指数却提高了 4.4%。其中，金砖五国是发展中国家扩大开放的代表，从2008年到2020年，金砖国家开放指数增长6.3%，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幅度。
对此，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评价说：“我们已经观察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开放度不断下降，WTO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明显放缓……自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除了2015年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定》扩围协议外，WTO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几乎就再无建树。”易小准认为，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内卷，使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受阻，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开放的多边主义也陷入困境。
中国的开放永远在路上
报告还总结了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外开放成就。总体来看，中国的开放指数从2012年的0.7107跃升至 2020年的0.7507，提高了5.6%，排名从第47位跃升至第39位，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理事长顾学明介绍，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总额位列世界前列。市场多元化取得积极成效，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二是双向投资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利用外资规模自2017年以来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合作稳步发展，4万多家对外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89个国家（地区）。三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完善。中国于2020年起实施了《外商投资法》。截止到2021年中国共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通过自贸试验区试点并向全国推广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2021年又在海南自贸港推出全国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四是中国对外开放助力世界开放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报告指出，克服全球性挑战需要真正的全球合作。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并通过进口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务实方案推进全球开放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平台，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易小准说，当前世界在过去三十年中所经历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正在走向终结。中国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面临空前的困境。但他相信经济全球化不会退回至冷战时期的水平，因为商业竞争的基本逻辑并没有改变。在去全球化的过程中，消费者仍然会寻求物美价廉的产品，那些成本被推高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出局。因此，被地缘政治驱动的去全球化进程也会遇到瓶颈。改革开放仍是中国从逆境中突围的关键一招。
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也持相似观点，即世界开放总体虽呈下降趋势，但开放的根本趋势没有改变。他认为，解决逆全球化的根本出路是国内政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各国应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进行内部改革，才能让国内原有产业适应新环境，将外部的优势内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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