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事故发生后，“自然之美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我看待自然的目光变了。”现在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对大自然避之不及，甚至尽量避免在外散步。虽然从科学层面了解到当地的一些蔬菜可安全食用，她仍然选择购买九州产的蔬菜。十二年间，武藤全身心投入核事故的追责诉讼，而且是罕见的刑事诉讼。
记忆追溯到2011年樱花盛放时，强震袭来，武藤脑中的核电之弦骤然紧绷，立即和家人驱车远行、一路向西。2天后，他们通过车里的广播听到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氢气爆炸的消息。熟悉切尔诺贝利事故始末的武藤非常清楚，即使三春町距离核电站45公里，也难逃一劫。地震导致当地通讯中断，她担心亲朋的安危，决定掉转车头返回家乡，亲自上门呼吁更多人撤离。
武藤一己之力有限，她认为核事故的发生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过后，她从80年代开始一直参与和组织反核电运动，却未能激起水花。“当时思考的是接下来要做些什么防止悲剧重演，最终决定追责。这原本应该由检方来做的事，他们却无动于衷。”
事故发生后一年，武藤成为原告团团长，召集上千名原告，在福岛地方法院以业务过失致死致伤罪名起诉事故发生时的东电最高层，包括原会长胜俣恒久等3人。漫长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23年1月，东京高等法院宣布二审判决结果，即维持一审判决——三名被告无罪。
12年间，原告团的规模已经扩大到14000多人，他们没有放弃，已经向最高法院上诉，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是否会开庭。在武藤接受采访的4天前，她刚和东电的人员就案件进行过沟通。“在玻璃的两侧交谈2小时，这个过程很痛苦，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真诚的回答，好像语言并不相通。”她有一个信念——让大家意识到东电高管必须为事故承担责任。
武藤还留着当时咖啡馆的招牌“灿”。
身在东京的律师河合弘之长期致力于为核事故受害者辩护，担任日本“脱核电律师团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早年就和东电公司各层级有过不少接触。
武藤和丹治在此前的诉讼中目睹过一些原告在法庭哭诉，却被残酷地回应。“比如有夫妇在核事故过后被迫分居两地，最后离婚，东电却说他们本来就关系不好。有孩子因为事故后家庭四散而患精神疾病最终自杀，却被指自身软弱。”
不过，河合弘之指出，东京电力实际上是一家国有企业，很多时候的行为和决策迫于政府压力。
东京电力在核事故之前是一家私营企业，事故后东电面临赔偿、核电站报废等巨额费用，彼时日本政府和多家核电企业共同出资设立“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和反应堆报废等支援机构”，负责相关事宜。东京电力公司网站2023年9月的信息显示，上述支援机构的持股比例最大，为54.75%由政府掌控实际经营权。
实际上，《核能与政治：311事件后的政策进程》一书写道，日本政府长年来与核电产业走得很近，从安倍晋三到岸田文雄，都是坚定的“核电推进派”，该国核能政策与外交、地方政府、电力公司、大型电器制造商的利益休戚相关，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资金、时间和技术研究精力投入到此行业，改弦更张绝非易事。
追本溯源，1953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倡议，日本以此为契机研究核能开发和利用，1955年还是众议院议员的中曾根康弘推动核能相关的亿万日元预算在国会获得通过，并成立了“原子力委员会”。核能具有“军事利用”与“和平利用”的双重属性，美国研究者在80年代出版的《核的男爵》（The Nuclear Barons）一书中指出，对核能趋之若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核能的和平利用，将来可以留有核的选项”。
在核能开发利用的背景下，日本于上世纪50年代迈入核电事业的轨道。彼时，从铀燃料到核电站相关设备，几乎一切都依赖美国。为了获取美国方面的资源，日本于1955年与美国签订《日美核能研究合作协定》，标志着美国将日本纳入其核政策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岛第一核电站兴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完全由美国公司设计，70年代初开启运营，6个机组的总发电能力为4.7兆千瓦，一度是全世界25个发电量最大的发电厂之一，帮助应对日本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日美在核能领域的“合作协定”不断演进，直到1988年签署《日美核能协定》，通过该协议，日本成为全球唯一拥有独立核燃料后处理权限的非核武器国家。
日美之间的这般核关系意味着日本对核能政策的调整，都难以绕开与美方的协商，同时也牵涉日本经济界。2011年福岛核事故过后，日本民主党政府曾一度计划推出“零核电社会”目标，包括到21世纪30年代停止所有核能发电站反应堆运转。但是并没有得到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美方的支持，因为这不仅牵涉日美核电企业的利益，还可能对石油市场造成冲击，并引发核不扩散方面的问题。最终，民主党政府发布的政策中虽然写入了“致力于实现不依赖于核电的社会”，但也表明将继续核电站重启与核燃料再利用事业。
福岛核事故的关注度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低，气候变暖和能源供给紧张的形势紧逼，岸田政府正式拉开了重启核电的帷幕，2022年提出最大限度活用核电站，次年通过立法允许核电站运转年限超过60年，并重启该国有47年运行历史的“高龄”核电站。该国有市民团体认为，允许核电站运转如此长的年限，将导致事故再发。
不同于其他国家，日本列岛是地震灾害多发地，近海海底地震易引发海啸，而且国土面积小。“一旦有核电站发生事故，几乎没有地方是绝对安全的。”武藤认为，事故问责是敲响警钟的利器。
然而事故问责未果，核污水事端又起，武藤的愤怒愈燃愈烈。2013年8月，东电承认储水罐中含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300吨污水在几个月前泄漏。次月，包括武藤在内的3名福岛县民上诉当地法院，指控东电高管对污水管理不善导致了大规模泄漏，涉嫌违反《公害犯罪处罚法》。但是诉讼并不顺利，事情不了了之。时隔一年，又发生100吨污水泄漏事件。
如何让发自福岛的微弱呼声被更多人听到，这是武藤长期思考的问题。围绕核污水的处理，2018年8月日本经济产业省首次举行了旨在征求国民意见的“公听会”，武藤曾认为这是一个向官方反映意见的绝佳机会。在福岛举行的那一场公听会上，她上台发言表达反对排海的立场，当天44个公诉人中42人反对污染水排海。2020年政府在全国又展开了书面意见征集，4011条意见中2700条表达了对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担忧。
然而，最终决策是如何考虑民意的，答案在空中飘。
飘久了，或许民意本身也会动摇，吉泽正巳有所体悟。从2023年夏天开始，他不定期地开着小面包车到全国各地巡游，车身上挂着“不允许核污水入海”的横幅。他兴致颇高地讲述着只身一人开到东京都车站前，站在车顶演讲，呼吁停止排海。问及当场的反应时，他尴尬一笑说：“没什么人听”。
吉泽已经习惯了孤立无援地疾呼。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14公里的“希望牧场”，他饲养了200多头牛。核事故发生时，位于浪江町的牧场成为辐射污染的重灾区，吉泽的牛也成了“辐射牛”，但他不忍心杀害，十年与牛相伴。他说：“这些牛不赚钱，但只要活着就是我的朋友。”
希望牧场
吉泽经常开着这辆车巡演抗议核污水排海。
咽下去的担心
核污水排海启动不久时，盐野的小店遇到了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由于海鲜市场里各家店的订货电话在网上公开，核污水排海后，盐野的生意突然红火起来，短时间内接到日本各地打来的大量订货电话，一些人表达了对福岛渔业的支持。同时他也接到许多显示海外区号的电话，盐野听不懂电话里说什么，偶尔捕捉到一些不太友善的日语词汇。在他看来，是媒体炒热了全国“支援福岛”的氛围，也过度炒作了所谓“风评受害”的内容。
核污水排海前的夏天，日本主流电视台和报纸开始密集报道，多数内容并没有商讨安全风险本身，而选择聚焦于福岛产品面临某种“风评被害”的困境，而这种报道逻辑与话语体系又同那时日本政府不断强调风评的对策形成互动。所谓“风评被害”，在日本语境当中指因揣测、传闻导致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受到牵连和损害。具体到核污水事件，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关谷直也认为，强调的重点是给水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核事故后仅一个月，福岛县农林水产组织就曾向首相官邸反映产品“风评被害”。作为回应，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面对媒体镜头生吃福岛县产草莓和黄瓜。此后三任首相都使用相同策略，频频在镜头前上演“舌尖上的福岛”，其中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还在核污水排海后拉上几位内阁大臣一起吃福岛产海鲜，录制成宣传视频，呼吁“请支持安全、美味的日本海鲜”，在社交平台发布时特地附加了“stop风评被害”的标签。而实际上，岸田政府在刻意强化风评被害应对时，已然将排海本身的安全性视为默认前提，但事实却是目前福岛海产品的安全性检证完全依赖于日本单方面的检测，由日本水产厅的定期检测和当地渔业协会的自主检测负责。
在排海前的三天，全渔联会长坂本雅信面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表示，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有改变，还补充说：“渔民对科学层面的安全性有了更深的了解，但风评被害不会消失。”微妙的言辞透露出妥协又有所求的复杂心态。日本政府以风评被害为由，2023年7月设立了8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9.86亿元）基金支援渔业发展，9月又追加207亿日元支援水产业。
NHK播出的节目截图。
去年9月26日，NHK综合频道的评论节目用红色字体打出呼吁——“为了助力福岛复兴，持续关心。”报道称人们对福岛产品的支持抑制了排海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当地产品销售因地震灾害遭受的损失依然存在，希望国民勿忘福岛。第一轮排海启动后，日本方面的舆论焦点又逐渐转移到消费者对相关水产品的消费支持。
福岛县磐城市创生推进部门发布数据称，政府宣布排海决定后的6天，向磐城汇缴“故乡税”的纳税款急剧增加，平均每天申报数量相比排海前增长2倍，地方政府则以当地海鲜产品作为对外乡纳税人的回礼。有水产加工店店主解释，日本灾害多发，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国民都知道排海后福岛县产品的风评受害加剧，自然赢得广泛的同情。（编者注：故乡税是日本2008年推出的一项旨在缓解东京与其它城乡地区之间因人口集中而造成的税收收入差距的国家计划，在此制度下，纳税人可以选择捐款给家乡或者想要支持的其他城市，并在所居住的城市获得纳税的减免。接受捐献的地方政府一般都会为“故乡税”纳税人准备具有当地特色的特产作为捐赠的回礼。）
而面对铺天盖地的“风评被害”说法，吉田感到无感，“风评是外人才会说的话吧，这是一个充满经济利益的词，对我个人而言，都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原本居住在核电站方圆10公里之内的他，自核事故过后举家搬迁到磐城，退休后最大的爱好是钓鱼，转遍了福岛县所有渔港，收藏了大量钓鱼杂志。核污水排海没有影响他的钓鱼热情，吉田却依然忧心忡忡。“我这一辈子已经过了一大半，怎么样都无所谓了，但是很担心孩子们从小吃这样的食物会受影响。”
在福岛县一家小型食品超市“中岛商店”，店门口的灯牌赫然写着“讲究食材”。经营这家店38年的中岛夫妇每天亲自制作刺身和一些熟食，许多原材料来自当地及周边地区。上世纪80年代，他们最初打出“讲究食材”的标语是向顾客承诺店内制作的食品不使用添加剂，核事故过后，标牌上的话让创始人中岛孝深感有愧，但为了生计依旧要采购并加工当地食材。“我即使知道（危害）也要装作不知道，从这一点来看，不可否认是在背叛消费者。”
中岛商店门前。
傍晚时分顾客多了起来，中岛孝和一些常客点头打招呼，大多是住在周边的街坊。“我的顾客中没有一个人当面跟我说过他们很担心。”他说，打开电视或翻看报纸，就会看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鼓励人们多多食用福岛县产品。如果人们说出自己的担忧，就会被贴上不是日本国民的标签，好像在反对政府。“眼下这场运动中，福岛县民无法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并不是真正感到安全，实际上不希望核污水排海。”
中岛商店一进门的推荐货架上摆着便当、熟食等。
从多家主流日媒近3年实施的民调来看，围绕核污水排海，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反对声音随时间推移渐有弱化的趋势，尤其是排海启动成为既成事实之后。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核污水排海之前，根据日媒（朝日新闻与福岛放送）2020年2月对福岛县民展开的调查，57%反对排海，31%赞成。时隔约3年，临近排海之际，（《福岛民报》与福岛电视台）2023年3月的民调显示，41%的福岛县民反对，38.9%赞成。尽管反对意见有所减弱，依旧占据多数。然而排海启动的当天，《福岛民报》调查该县59个市町村长的立场，其中占比最高的回答是不置可否，占42%。
核污染水预计排放至少3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海和福岛人的想法会如何改变？
“我不清楚，也活不到那个时候了。”位于福岛县磐城市最北端的久之浜渔港，一名80多岁的渔民几十年来守着一艘名为“真胜丸”的渔船，每日过着家和渔港间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疲于理会排海的纷纷扰扰，把信赖寄托于检测，认为这才是风评的真正保障。
“鱼每天抽样送检，我们很关心结果，如果发现一条鱼的放射性物质超标，意味着这种鱼一年之内都难卖出去。比如半年前发现鲈鱼有问题，现在检测合格也卖不出好价钱，（消费者）还是担心。”
久之浜渔港，正在收拾捕鱼用具的渔民。
2023年3月，磐城市附近海域捕获的一条鲈鱼，被检测出放射性物质铯含量达到每公斤85.5贝克勒尔，尽管低于每公斤100贝克勒尔（bq/kg）的日本国家标准，但超过了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行设定的50（bq/kg）的标准，渔协随即暂停当地捕捞的鲈鱼上市。经过一个月的连续监测后禁令取消、恢复正常，但市场反应却难及时归位。
磐城市的所有渔获通常抽样送往小名浜鱼市场的检测室，熟悉检测工作的小名浜机船底拽网渔业协同组合管理部部长前田久介绍，一旦发现样本的放射性物质浓度超过25bq/kg，会送往福岛县政府机构进一步检测，同时市场方面立即通知当天同品类水产品暂缓上市。如果精密检测显示放射性物质浓度超过50bq/kg，就会立即回收相关水产品，并要求全县暂停同品类上市。
小名浜鱼市场检测室，员工们正在处理鱼类样本。
不过，渔协负责的水产品检测仅包含铯-137和铯-139这两种核素。前田久说，自主检测主要是为了确保安心，真正的安全评估要靠福岛县政府和日本水产厅的定期监测。日本官方实施的放射性物质检测对象为氚、铯、锶这三种元素，而核污染水中有钴-60、碘-129等60多种核素。东电声称净化处理后的各种核素浓度均在国家限定值之下，但这一过程缺乏国际监督。而且，目前为止没有详细数据证实这些核素会对太平洋生态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同样需要科学界的研究和审议。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科学院教授王悠也提出质疑，即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能否真正地降低到安全标准。此外，持续的低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排放对海洋有怎样的影响。核污染水中有60多种放射性物质，如果只用氚的浓度代表核污染水的处理效果，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轻的说法。
“从科学研究的态度来说，我们会认为福岛核污染水可能会有潜在的危害。危害有多大、波及的范围等问题，需要拿出科学数据来作为支撑。”王悠说道。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科学家肯·布塞勒（Ken Buesseler）则指出，由于距离和时间会降低辐射水平，排海不会对太平洋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但是仍然值得担忧。”
实际上，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附近海域已遭受放射性物质污染。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
对福岛的很多渔民而言，这片大海是他们祖祖辈辈讨生活的宝库，种种不确定性给当地渔业蒙上了阴影。“真胜丸”的船主自述，家族四代都以捕鱼为业，但传承到他这一代或许就要画上句号。“捕鱼是个辛苦活，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这就像赌博，有时候满载而归，有时候一无所获，我就干到干不动为止，以后这里可能不需要渔民了。”近几年捕鱼量和鱼的种类双双减少，很多时候即使大量放网也收获寥寥，渔民们听说有相关机构调查，或许与水温上升有关，也可能有其他原因，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法。
在福岛县，一些人被迫接受现实，但是丹治杉江做不到。
双重罪责
福岛核污水排海半个月后，日本福岛县、宫城县等地约150名民众于2023年9月8日向福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2个月后，原告人数翻番超过300人，第二次提起诉讼，控诉政府的排海决定是非法的。
这是日本国内针对核污染水排海的首个诉讼，60多岁的丹治杉江作为原告团的代表，从2012年夏天开始为此案奔走，召集原告、组织集会、参加记者会……她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总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她强调从话术开始就绝不容许丝毫妥协，比如所谓“ALPS处理水”是污染水，“排放”实则是丢弃，熟稔此事的方方面面。
“没人来处理原告团的事务，律师找到我，接下这个任务不容易。”在接手核污水排海案的事务之前，丹治杉江过去10年一直围绕另一桩有关核事故避难者索赔案而忙碌，她同样作为原告代表，要求国家和东电负担群马县自主避难者的赔偿责任。“在法庭回顾自己最痛苦的经历，哭着向裁判长一遍一遍诉苦来求得赔偿，这样悲惨的事我真的不想做。”
13年前，丹治居住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35千米的磐城市北部，核事故发生后，政府要求核电站方圆20公里内以及一些辐射量超标的避难区域的居民必须撤离，丹治和丈夫并不居住在划定的范围内，但是担心辐射影响，自行搬迁到邻近的群马县避难，在当地贷款购置了一间二手房，经营一个家电维修的店铺。夫妻俩这样的情况被称为“自主避难”，只能获得25万日元的一次性赔偿，无法像“避难指示区域”居民那样按照实际损失索取赔偿。
2013年9月，从福岛县到群马县自主避难的100多人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和东电进一步赔偿，丹治自愿担任原告代表冲在前面，却未料到一些人评价她唯利是图，“是想要钱才上法庭”，甚至被地方法院的法官批评“阻碍福岛复兴”。她愤怒地说，当时对于这样的话语感到极其厌恶，甚至想要在家门口立一个标语牌写上“我们家只收到25万日元赔偿金，国家和东电没有按照避难者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赔偿。”
从地方法院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该索赔案的最终裁决为东电负有赔偿责任，而国家无责。在裁决下达后召开的简报会上，丹治作为原告代表坐在发言席上，一开口就落泪了，因为她最想得到的绝非仅是赔偿金，“最重要的是要为正义而战”。
丹治介绍核事故相关的历史资料。
时隔2年谈起当时的裁决，丹治摘下眼镜再度抹泪。“在核事故发生之前，国家反复说绝不会发生事故，然后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污染水也是如此，国家称绝对没问题，但是等到意外发生之后就迟了，感觉国家已经准备好了‘意外’这样的说辞。”这是她从长年诉讼经历中体会到的，现在不想眼看着重蹈覆辙。
“绝对不能允许让10岁的孩子看着污水排海一直到50岁。”丹治说，这是一个必须要赢的官司，只要那些不以为然地认为“对避难者只要给钱就好”“福岛很好”的国会议员存在，就必须继续斗争下去，但是抗争谈何容易。
此次负责核污水排海诉讼的律师广田次男解释，之所以未能在排海启动之前就提起诉讼，是因为这是一场艰难的诉讼，写诉状就花了大量的时间，还要集结原告，在这过程中宣传材料制作、活动组织等费用都是由广田和几个律师自掏腰包，而且无偿辩护。
广田次男在律所办公室里工作。
核事故过后，年过七旬的广田先后接手了7个与事故相关的集体诉讼案，其中3起案件已经了结，诉求均写明要求东电道歉。“道歉的意义是要求他们不再放任放射性物质伤害福岛县民，那些人一个劲说着不会给别人添麻烦，行为上却背道而驰，不以为然地将核污水排放入海。”
“打官司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福岛，而是为了维护这个国家应有的状态。”广田说道。
日本法律界人士都很清楚，该国历史上有四大公害诉讼，熊本县“水俣病诉讼”、富山县“疼痛病诉讼”、三重县“哮喘病诉讼”、新泻县“水俣病诉讼”。广田指出，最初没有人意识到这些是危险的公害，只有当危害加重、人们的怀疑日益加深，经过法律诉讼后真相才水落石出。但现在的情况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核污水有害却任由排放，显然是不正义之举。
上世纪四十年代，熊本县水俣湾一带的猫出现狂躁、痉挛等现象，五十年代初，奇怪的症状蔓延到当地居民身上，四肢麻木、听觉视觉受损等，但入院后难以诊断出病因，被认为是怪病，称之为“水俣病”。专家组长期调查后认为，是水俣湾的鱼和贝类受到水银污染，民众食用后中毒。最初，当地化工企业驳斥这一说法，直到60年代，新泻县阿贺野川下流附近居民出现类似症状，并上诉污染源公司，进行了日本国内的第一次公害审判。一年后，日本政府于1968年认定水俣病是一种公害病，由化工企业排放含汞废水造成。从发现水俣病到官方认定历时12年，患者超过2000人。直到2023年，日本水俣病受害者的索赔诉讼还在进行中，有很多受害者未得到应有的赔偿。
“不要重蹈覆辙。”日本水俣病受害者团体于2023年8月31日发表声明，呼吁即刻停止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以免重蹈水俣病的历史覆辙，并把声明邮寄给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而另一边首相却在为消除风评被害而忙碌，当天在日本最大的水产市场视察，现场试吃福岛县产海鲜，并声称海外针对日本水产的进口禁令“没有科学依据”。
令丹治愤懑的是，相比于国家的宣传，民间反对声音何其弱小。她在福岛县楢叶町的一处资料展览室做志愿者，馆内展示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相关的史料，呈现了这场悲剧给福岛带来的重创，并新设一个区域介绍核污水的情况。她每周驾车一个多小时到这个偏僻的地方，维持展览室的运营，并为参观者讲解。
自担任志愿者一年多来，丹治接触了许多从外地来的参观者，她发现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核事故的后续影响和核污水的确切信息，“只知道政府说‘没关系’”，但交谈过后能认识到其中的风险。伊达雅人就是如此，在东京出差时专程赶到福岛，仔细看完资料室的每个角落后说：“我们好像只知道一半的事实”。
定居于大阪的伊达雅人出生在福岛县相邻的宫城县，他还记得核事故后很多福岛产的桃子销往宫城，即使一箱500日元的低价也没人愿意买。“现在福岛县水产品或许又要面临类似的困境”。在他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外界不了解福岛当地的实况，接收片面信息的国民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谈起对核污水的初期了解，伊达羞愧地说，网上看过碎片化的内容，但是丹治介绍的很多信息都是此前闻所未闻的，而且心中还有疑惑未解，比如污水为什么要通过海底隧道排放，水会不会越来越多，30年真的可以排完吗……“就我个人想法，最好不要排海，现在立即停止排海进程。”他在此行之前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大阪市面上少见福岛的水产品，不会设身处地的思考这些问题，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不仅是福岛的问题，是整个日本的问题，太平洋还联通着其他国家。”伊达希望政府能够坦诚地告知公众所有已知信息，并对核污水诉讼表示支持，他敬佩丹治等一众原告能够站出来发声，却终究难以体会其背后的辛酸。
“普通公民以国家为对象打官司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些年法院对核事故相关案件做出了缺失公信力的判决。”丹治不知道核污水诉讼何时开启庭审程序，“如果放任下去，我们就犯下两重罪，一重是核事故，另一重是污水入海，对未来的生命而言这绝对是罪责。”
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不足5公里的海滩可以远眺到核电站的大型机械。
愤怒默默燃烧
武藤类子也是原告团的一员，11年前就发起过针对核污水的诉讼，“2013年开始意识到污染水是一个大问题。”她在《从十年后的福岛到你》一书中写道，“现在，我们是东北之魂，默默地燃烧着愤怒。”
在福岛县内陆的三春町，有一棵古老的“泷樱”，在全域孕育了诸多樱花树，春天到来时，这里的街巷一派粉色。武藤在三春町的一座山脚下经营一家名为“灿”的咖啡馆，因为爱好音乐在咖啡馆办过音乐会，又乐于观察生物，经常在山中采橡子、野菜、蘑菇等。
三春町的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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