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月供近三万——她是家庭主妇，老公做工程生意，这两年结账也困难，月收入下降了将近一半。每月，支出家用、贷款、生意上的人情往来后，完全没有结余。一家人都有了危机感。
几乎从买房的那一刻起，刘芸就打定了提前还贷的主意。依照当时“LPR+55bp”的算法，她的利率高达4.85%。此后，北京的商贷利率一路下降，至最近，首套房利率已降至3.4%。然而，因为存量房基点不降，刘芸的利率仍是4字打头。
她不愿被银行占便宜，“但凡手里有一万块钱，都会还掉。”她遏制了所有的消费，饭也只在单位食堂吃。拼命存钱，如果周转不过来，就临时用消费贷堵上。一年内，她提前还贷十余次，总计还款一百多万元——但仍有一百多万的贷款要还。
偶尔，她会怀念刚毕业时挣得少、花得多的生活。她喜欢五月天，但自从买房后，五月天在北京开了十几场演唱会，她一次也没有舍得去听。
今年6月下旬，新的烦恼又出现了。刘芸老公被裁员，瞒了她一周多，每天正常出门、装作上班。等七月初，他离职手续办完后，才与她摊牌。她愁得一夜未眠。
两人没有互相责怪的习惯：买房是她主导的，房价跌了，他没发表过意见；他失业了，她也不会施压。老公找工作快一个月，有个机会还算靠谱，但是需要外派去亚非拉国家。这对新婚夫妻来说是个难题，她舍不得老公走，又知道，不走，两万多的月供靠她一人难以为继。为了维系这个家庭的安全感，他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平衡点
慢慢地，不得不接受房价抛物线般的现实，也接受了随之而来的各种难，人们试着，在自己和焦虑之间，垒起一道“防火墙”。
当初买西城的房，刘芸是想着一步到位，未来有了孩子，给孩子上学用。她想得很清楚，不鸡娃，只要够上西城的学区，怎么着也能考上高中。这就够了。
心态是潜移默化间改变的。2019年，何东入职互联网大厂做运营，买房是同事们不时会提起的话题。常有新楼盘销售员到公司做推介，价格高不可攀，“都在公司附近，要八九万一平。”为他昭示一种生活和财富的可能性。
在大厂，他的收入还算可观，三餐、通勤都由公司负责，日常消费少，手上的钱很快多了起来。“钱一多，就感觉自己应该办点事儿。”
和买房直接发生关联，是因为他交了女友，女友力荐他买房。两人是在雪场上认识的，她崇拜他擅长滑雪，他羡慕她毕业自清华——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女友，是房产市场的赢家。她2017年在北二环买了一个开间，总价200万，后续最高时涨到400万，“像这样，买套房，既能在结婚后入住，也能保值、升值。”
谈买房这件事，从抵触，到吵架、妥协，何东慢慢地想清楚，他想结婚，他相信女友的判断力。他被说服了。
起初买房的预算只有两百多万，刚够在丰台买个四五十平方米的开间。两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看房，发觉开间的缺点太多，没小区、没车位，实用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鸽子窝似的一层十几户。女友说，“我不想和冰箱、洗衣机睡在一起。”
2022年，33岁的何东花费360万，在丰台四环外买下一套共有产权房，两室一厅，南北通透。三七开的产权，他拿七成。为买房，他拿出工作近十年的积蓄，加上父母的助力，凑出200万首付，贷款160万。一开始，生活没有太多变化：虽有月供9000元左右，但大厂的公积金缴纳额度很高，每月需要他自掏腰包的部分很少。日子依然过得舒坦。
2023年年初，何东所在的组被整体撤编，他失业了。生活也随之开始失控。
先是几个月待业在家，交往近三年、原本准备走进婚姻的女友与他分手。6月，他在一家创业公司找到工作，干了不到半年，公司黄了，他再度失业。他投了无数份简历，大厂、小厂，没有一个厂能容他一个工位。
每天都很颓丧。他花几千块买了辆入门级公路自行车，找不到工作，就天天骑车，拼命骑，一口气骑四五个小时。“我没觉得骑车有趣，就是假装自己有事做，一种自我欺骗。”
最难受的，是近万元的月供。买房时积蓄都已经掏空了，自他失业后，已经退休的父母默默承担起了房贷。
今年6月，他试着跑了几天网约车，“拉一天，流水260块，但加油就花了150。”对还房贷是杯水车薪。6月底，他开始在高铁站送餐。接了单子，从候车厅的餐厅里取餐，摞一大包送到站台，等车进站，交给乘务员。
这份工作月薪3500元，只够衣食开销，约等于大厂收入的零头。原来他总想，在北京，（月薪）3000多的工作真会有人做吗？现实告诉他，“有的是人做。”他自己也得做——一周五天，早八晚六，也就中餐、晚餐时忙一阵，其余时间他都是傻坐着，“有一种我他妈在干吗的感觉。”
他无数次回想，如果首付不用来买房，存进银行，每个月也有几千块的利息，足以改善他的失业生活。他在社交媒体上写，“压垮大厂打工人的终极道具不是裁员，是北上广深的房。”
按规定，那套共有产权房在五年内不可出售。父母不许他出租，始终盼望着未来的某一天，还可以做他的婚房。他自己也舍不得租，“打了索菲亚的柜子，心疼。”
租还是住，他为难。赋闲，为难，干低薪无趣的活儿，也为难。前后左右都难。
似乎就是从买房开始，命运轨迹有了改变。何东困惑，“明明买了一个资产，怎么最后变成了负债，变成了拖累一家的累赘？”
有时候，他会归因于自己曾有的信心与期待。一段看过的脱口秀让他深感共鸣：“当一个人因为不劳而获两天盈利8000块钱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是运气，他只会觉得，这必将是今后我人生的常态啊！”
曾经的松弛感没有了，现在，这个北京小伙儿需要更多的，是安全感。
安全感
同样抱着信心与期待，范辛买房，是想为家庭的下一代增加安全感。
他不缺房。1999年，他在昆山买下第一套商品房，单价1850元；2008年，买了第二套改善居住，单价6300元。最高时，这两套房的单价都冲破了三万元。他在体制内工作，收入一眼望到头，房子是他的最大财富，房子给予他安全感。
但他是这个家里唯一对买房上心的人。妻女都厌恶负债，不信任杠杆买房。吃着饭，一聊到买房，双方甚至会吵起来。
女儿不理解，不管是昆山的房还是北京的房，为什么要急着买呢？如果哪天她想辞职、GAP了，房贷怎么办？如果哪天她不想待在北京，也不想回老家了，要房子顶什么用？其实没讲出的心里话是：女儿不希望父母为了给她买房，过得苦哈哈的——那几年，为了凑房款，家里从来没有存下过大钱，范辛还开着一台十几年前的手动挡车。
范辛则不置可否，回以“房子赛过存款”之类的话。
最终，三人互相妥协的结果是，一分不贷，在能力范围内全款买房，不给任何人增加负债；房本上写奶奶的名字，以保全女儿“首房首贷”的资格；且不论房价如何变化，这是短期内家里买的最后一套房。
这个三方妥协的决定，在房市下行后，反而让这家人觉得自己成了高位买房人中的“幸运儿”，“钱是亏了，但好在没有负债。”范辛也终于不再有更多念想，换房这件事，“暂且打住了。”
他们的安全感受到了震荡，但好在还没有破碎。
而更多人没有这样的储备，杠杆买房带来了消费降级，高位买房人的安全感，也在降级中被稀释。
自从买房后，汪菁不化妆了，原先她买口红是一盒一盒买。家里两个孩子，500元一节的马术课、大几万的早教系列课也都停了。她现在统称它们为“消费主义陷阱”、“智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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